谭徐明

1921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建国方略》，提出了全面整治长江、黄河、海河、淮河、珠江五大江河及京杭大运河，开发江河水能资源，发展水运与灌溉。随即长江、黄河及淮河相继成立流域水利委员会，提出流域水利建设计划。10年后具有现代水利科学概念的水利规划开始逐步付诸实施，一批现代水利工程筹备兴建。面对缺乏基础资料和数据，缺乏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缺乏经验和人才的状况，一个以采集、整编历史文献，编译国外文献为业务方向的机构成立了，它就是“整理水利文献委员会”，今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的前身。它的成立反映出那个时代对基础性工作的重视，对传统治水理念与实践的尊重；反映出水利变革时期向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的态度。2006年适逢水利史研究室成立70年，回顾它的历程，对于我们思考历史研究在水利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学科发展方向是有裨益的。

1.创建始末

1936年1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一共有4项提案提请会议审议：1.黄河董庄堵口方案；2水利建设方针六原则及建设大纲；3.组织“整理水利文献委员会”；4发行水灾公债抵黄河堵口工款。会议对第三提案做了如是议决：“由本经委会主持办理”。半个月以后，即2月1 日整理水利文献委员会便正式开展工作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即整理水利委员会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进入中央水工试验所，更名为“整理水利文献室”。1941年隶属中央水利实验处，这是当时国家主持水利科学和基础性工作的管理机构，全国的水工、土工试验室、水文站、水位站、勘测测量队均在其行政管理范围内。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水利实验处迁回南京。1956年水利文献室和全部图书迁往北京，进入新组建的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更名为水利史研究所，这时研究所有研究人员20多人。1961年改为水利史研究室。1969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撤销时，研究室同时解散。所幸的是，根据水利部的指示，在文革中将所有图书资料封存，使之得以完好保留下来。1978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恢复后，水利史研究室随之恢复。2001年水科院科研机构调整，水利史研究室进入新成立的防洪减灾所。

2. 资料整编经历

70年的积累，确立了水利史研究室在水利文献方面特有的地位，即拥有丰富的水旱灾害档案、水利典籍、地方志的专业机构。水利史研究室在整编资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国家水利档案《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整理，故宫洪涝旱档案抢救与整理。

（1）《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的采集和整编工作

2003年钱正英院士在《再续行水金鉴》的序言中写道：“《再续行水金鉴》的整理出版，历经60余年，凝聚了三代人的辛勤工作，我谨代表我们水利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水利史研究室的资料整编工作始于《再续行水金鉴》，水利史研究室的前辈武同举、赵世暹先生从1936年开始《再续》的资料采集工作，40年代后期吴钊、朱更翎等先生加入进去。20世纪90年代在水利基建前期项目与科技部基础平台建设项目的支持下恢复工作。从清代编成《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到《再续行水金鉴》，至此国家级的防洪及河工档案全部完成。2003年以后《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的抢救性整理、标点，以及《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数字化和网络共享系统建设进入实施阶段。目前这一工作已经使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清史·水利志》的编纂和淮河河湖关系的科研直接获益。随着水利科学研究深入，这些长时序的权威性资料必将不断发挥应有的作用。

（2）洪涝旱档案的采集和整编

1955年，制定黄河流域综合规划时，由于涉及到历史大洪水和洪水频率的问题，水利史研究所朱更翎先生提出了采集清代故宫水利档案的建议。1955年10月，水利部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开展整编故宫水利资料工作。1955年至1958年三年间，有20多位研究人员先后进入故宫，从110多万件1亿多字的原始档案奏折中采集了包括降雨、洪涝旱、河流演变、水利工程及水行政管理的史料。1977年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的支持下，开展了七大江河的洪涝档案整编工作，1986年按流域完成并正式出版。2000年开始了旱灾档案的整编，目前尚在进行中。洪涝旱档案即将完成数字化和网络共享系统的建设，近期将一并上网。故宫档案在黄河、长江的水文分析和历史大洪水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为中央气象研究所（今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持的近500年华北东北气候演变提供了序列最好的资料。

水利史研究室70多年来还一直坚持古代典籍、民国年间的水利期刊、水利专题地图、地方志，相关图书资料的收集，这样的工作抢救了一批濒临失散的珍贵资料及古代水利典籍。中国水科院目前拥有线装书20000多册，地方志1000多部，水利典籍种类和数量居国内之首，占总量70%。2001年水利部办公厅将现代江河水利志征集、收藏和共享的任务交给了水利史研究室。目前江河水利史志收藏馆正在建设中。1947年，曾经有过的 “水利文献馆”的规划，今天终于付诸实施，届时历史水利典籍与现代江河水利志将汇为一个整体，成为水利界最引为骄傲的文化积累，并无偿向水利界向社会及国外学者开放。

3.水利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作为历史科学和水利科学的交叉学科，水利史兼有历史和水利二者的性质和功能。它既着重研究水利（包括水利建设和水利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同时研究水利与社会，水利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求真求实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经世致用是水利史存在的社会需求。1978年以后水利史的研究在这两方面拓展研究领域，同时，在传播科学理念，普及水利史知识方面承担了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1）历史模型方法的提出与应用性成果

水利史与现实水利问题怎样结合。这种结合能解决什么问题？途径是什么？优势在哪里？这是水利史研究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利用历史文献解决现实问题的典型例子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水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年曾开展全国范围的历史洪水普查和重点洪水的专题研究。所得到的1870年长江洪峰流量为105000立方米每秒，为近800年来的最大值。这一成果已作为长江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设计的水文依据。

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实际上利用长序列资料、从自然界演变过程中总结其发展规律、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充分利用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研究的优势。对于研究与自然与社会关系复杂的水旱灾害问题、环境演变具有独到的优势，这就是 “历史模型”方法。1984年周魁一先生提出了“历史模型”研究方法，后来被应用区域洪水风险分析及区划研究，历史特大旱灾及规律，1855年黄河改道前后淤积速率，岷江成都平原的水灾频率分析，海河流域水环境演变，长江荆江段河道演变，北京水环境演变及城市水利规划，以及目前正在开展的淮河流域河湖关系演变等。其中有两项成果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来本来似乎不相干的多种事物之间的深层次联系。研究对象与其影响因素往往构成一个大系统，因此，难于通过实验或计算直接求解。然而，历史上的水利原本是前人的实践，这个实践既包括相关的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水利史基础性研究与江河水利志工作

水利史的基础研究涉及防洪、灌溉与排水、城市水利、水土保持、水力应用等水利专业。它反映的不仅是水利事业、水利工程的历史沿革，也反映了某一流域或区域乃至国家的历史。它既是专业的，也是文化的。

《史记·河渠书》是第一部水利通史，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前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河渠书》中，司马迁记述了自大禹治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瓠子堵口长达二千年的重大水利史实，首次明确赋予“水利”科学概念和专业内容。这一特有的名词世代相沿至今。1942年，近代的第一部水利史专著《中国水利史》（郑肇经著）问世，同时期重要著作还有《江苏水利全书》、《淮系年表》（武同举整编），对于今天治淮规划的研究依然有着重要价值。1978年以后水利通史专著陆续出版，成为水利面向文化面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代表性的通史类著作有《中国水利史稿》（上中下册）（周魁一等，1979,1989），《中国水利史纲要》（姚汉源著,1987）、《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概论》（郭涛著，1989）、《中国治水史鉴》（顾浩，1997年）、《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周魁一，2002）、《中国防洪与灌溉史》（谭徐明等，2005）。专史类专著有《灵渠工程史述略》（郑连第，1986）《北京古运河及城市供水研究》（蔡蕃，1987年）、《京杭运河工程史》（姚汉源著，1998），《沁河广利渠史略》（张汝翼，1993）、《都江堰史》（谭徐明著，2004）。整编和点校的水利典籍有《治水荃蹄》（朱更翎，1985）、《漕河图志》（谭徐明,1989）、《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周魁一等，1990）。

水利史的研究历来倡导严谨的学风，近30年发表的200多篇水利史研究论文具有注重史实考证，综合分析问题的特点。但是，最近10年基础性研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水利史的基础性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是今后需要加强的重要方面。周魁一先生主持的国家文化工程《清史·水利志》项目的开展，将推动水利史基础性研究，培养青年人才。

同样作为基础性工作，记载当代水利的权威性、资料性的江河志水利志编纂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全面开展。根据“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原则，2000年以后，水利部江河水利志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水利史研究室，在部办公厅的领导下开展工作。2003年完成了对全国江河水利志情况的调查，以及修志工作的培训以及江河水利志评审工作。目前全国性的地方志续志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在这一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3）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利用与文化普及传播

作为国家唯一的水利史研究专业机构，水利史研究室自觉承担了公益性质的工作。在北京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中，我们与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研究会、北京水利史研究会共同工作，对河湖整治、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积极提出建议，其中广源闸的保护方案，护城河的恢复建议被水利和城市规划部门吸纳。20世纪80年代至今，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木兰陂、通济堰、它山堰等六处水利工程经水利史研究室推荐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通过申报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论证工作，南水北调工程中利用和保护京杭运河的现场调研等工作的开展，倡导了古代水利工程保护和利用的理念。

我国留存下来的古代水利工程，多数仍在使用。这些工程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说明工程规划和建筑的科学性，说明当地仍有良好生态环境，完好的乡村自治组织，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为此，我们始终将古代水利工程的利用和保护作为公益性工作，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70年前第一次现代水利科学概念上的江河规划制定时，首先注重的是基础性工作，包括向历史学习、向西方学习，表现出现代水利的创始者宽广的视野和胸怀。70年后的今天，随着水利科学方法的综合和多元，水利科学研究将与哲学、历史、经济、法律、艺术等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和融合。从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中汲取智慧，从治水经验与教训中拓展视野和丰富文化内涵。这是今天我们坚持水利史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