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丕信、蓝克利、任德
摘要：关中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完善的灌溉管理系统，使得关中地区一度成为中华帝国的中心。本文系统回顾了关中悠久的治水历史，通过实地考察和图表绘制以及册簿、公牍和碑镌文字等地方资料，分别从地理和社会的角度对关中地区的灌溉管理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关中灌溉系统管理的演变。
千百年间，西安地区曾是中华帝国的心脏。关中充沛的人力资源是历朝执政者于本地区进行大规模水利兴建、维修工程的支柱。这—举措的目的自然在于促进京畿地区经济繁荣，以提升中央政权的威望，从而增强其政治权力。尽管随着唐朝的灭亡，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失去了以往的历史光芒，但作为战事延绵的西北边塞与民丰物阜的中原和西南（尤其是四川）两地交往的枢纽地带，它在军事上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直至清朝末季，有着“泾原商人”之称的泾阳、三原二县商贾，他们在商场上的活跃便足以证明该地区所起的枢纽作用及其相对的繁荣。因此，无论在任何历史社会环境下，直至近代对灌溉系统的保养与修复仍备受省乃至中央政府的关注。
1.关中水利治理的悠久历史
黄河河道总体形成于一亿年前，渭河河道的形成年代亦与此相若。这两条强劲的河流在高原基底的覆盖层之上开辟出它们的流域。地质构造现象分化出山群、地堑、台地和再生岩层。而在关中，不为人察觉的地壳运动依然存在着。一道被地质学家密切监察着的活断层正处于泾惠渠一段引水口不远的渠身之下。于第四纪内，尤其在它的最后一百万年间即所谓全新世时期，所起的气候变化给该承受着强烈地质压力的断层地域带来了新的更迭。因产生于覆盖着北极圈和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冰盖之上的冬季高气压形成的风团，从广阔的平原地带把尘土吹至纬度40度左右的地域，因而黄土高原于七十万年间分数个阶段逐渐形成。此后，气候变化与地质运动两者相结合在流域范围内构成数个嵌合性河流阶地，这便是当今地形的总面貌。
在如关中这样的一个小地区内，所有的河流、季节性涧流，无论大小，其流动方式都相似于泾河的流态。泾河汇集了一片覆盖着黄土的辽阔土地内所有的水源后，自一条狭窄的山 峡流向由仲山的陡坡形成的天然岩体屏障。泾河动态的特征来源于长旱短雨导致的夏秋二 季（6至9月）的涨枯无常。尽管把泾河一部分水源引进泾惠渠，但在冬天的低水位季节，水源只能勉强满足渠道两岸土地的需要。在从事耕种的阶地上，凿井取水是势在必行的。与此相反，夏季猛烈的涨水能在数小时间把流量提升10至15倍，一时间过多的水量在岩质松散的黄土地区造成严重的冲刷现象。换言之，引发农业灾害的久旱过后，接踵而至的会是同具灾难性的涨水。因而，该地区年度性的水利管理十分困难。此外，降雨量每年不同，雨量持续数年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
以上所述意味着人们有必要求助于一些有能力进行水利治理的组织机构，务求把所需的水量引进灌溉渠，然后进行分配和有规则地把水源运用到农业生产上。人类活动并不单单局限于对自然障碍和地理环境作回应，在开中地区，水利整治的重要性为全社会所熟知。
有关郑白渠这一不单是关中地区甚至是全中国最古老和最庞大的灌溉系统，今昔的历史资料十分充足；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曾就此渠自战国至清末的历史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初步探讨[1]，这项工作便是我们后来研究的基石。我们借助多位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此成果主要取材于传统的历史文献：历朝正史，地方志，泾渠志等。综观这些典籍，我们得到以下几点体会：
1.一个取决于特殊管理技术的灌溉体系在二千二百年间一直留存：引水于泾河，迂回曲折的灌溉渠通过斗和支渠把水源分配到田野上。但恒久并不等于一成不变：（1）秦汉间，渠道某些段落（包括分支渠）的路线曾有过大的改变——尽管现时未能准确地确指这些变化[2]，自此之后，渠道走向直至清末似乎相对稳定。（2）渠口曾多次向上游迁移。（3）灌溉面积不断缩小。据文献显示：秦代的郑国渠浇地约为400万亩[3]；汉代白公渠减至4万亩左右；唐代，繁荣时期回升到100万亩；唐末宋初，白渠已趋衰亡，渐减到20万亩；到了宋朝中期（12世纪初）兴修丰利渠灌溉面积最大升至约200万亩，但很快因引水工程破坏而迅速降低；元朝（1340年左右）泾渠灌溉面积到80-90万亩。明代中期（15世纪）开凿隧道，新设引水孔道，建成广惠渠，灌溉面积又到80万亩，至晚明时期（17世纪20年代）仅有7万5千多亩。清朝前期又进一步下降，至1737年引泾完全中断。民国初年的“龙洞渠”（引用泉水），浇地仅3万亩左右。
2.为灌溉渠治理工程维修及用水则例制定等事宜而设立的机构从未间断地存在着，这一点也是令人瞩目的。敦煌文献中有关唐代的水部式是我们赖以较准确地认识以上问题的最早期材料；此外，在宋代到清末的历朝地方志和泾渠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灌溉渠系统十分细致的描写和一些有关渠首枢纽（主要是每年夏季涨水过后都要重建的堤堰）及渠道[4]年度维修分工的章程。历史资料还揭示了因工程维修与用水分配等问题而在利户间，尤其是上下游利户间引起的无数纠纷。这些争端时常涉及对灌溉系统拥有共同治理权的多个县级权力机构（即泾阳，三原，高陵三县衙门）。“水利纷争”是我们本项研究的主题之一。
3.此外，自然环境的变化迫使人们对该水利系统进行整治这一事实在我们的研究中亦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广为人知的一点便是引水口不断上移，这或许自汉代起便开始了，而宋、元、明三代，引水口上移已是毋庸置疑的。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有两个原因迫使人们进行历次的渠首整治：首先是泾河河床下陷；其次是因沉积现象而造成的灌溉渠首部渠床上升，尤其是夏季涨水时引进的河水挟带着大量沙石，结果是久而久之，渠口高于泾河水位。以上为传统看法，但在实地考察之后，我们对泾河河床下陷此一推断有所保留。
明末清初，人们曾因应否把引水口上移至名为钓（或刁，铫）儿嘴的峡谷里这一问题而展开过剧烈的争论。1923年，李仪祉亦曾拟定过一个与此类似的构想：自钓儿嘴引水，然后在仲山下开凿一条2600米长的隧道把水输向平原。该设想于1930年末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现时人们所见规模小得多的另一《灌溉渠之计划》[5]。明清时没有可能开凿大而长的隧道，只是打算将当时的广惠渠（竣工于1482年）的渠身向上游延伸，在泾河峡谷沿途的峭壁上附修一条引水道。该计划的反对者声称自然环境不允许兴修这项工程：逾越山形水势的障碍而形成浩大工程所需的雄厚资金也将无力筹措；此外还要顾及人力的消耗，就是说，要考虑到将被动员的民工的劳苦（一旦动工，这些从灌溉区征召来的民工便有义务离开他们的村庄到环境万分恶劣、道路艰难的峡谷里工作，这将被视为一种苛政）。所以争论至清乾隆二年（1737），最终采纳的建议是一项规模小得多和比较顺应自然环境的计划：放弃在广惠渠渠口上游即泾河峡谷里开凿新渠的设想，彻底放弃从泾河引水，筑坝堵住河水，而只是收集“龙洞泉”以及龙洞泉下游诸多山泉的泉水流入渠道。于是这一引泾渠道从此更名为“龙洞渠”。针对自钓儿嘴引水这一建议，一些文献指出，该计划所构思兴建的引水渠将经受不起季节性的涨水摧残，与其这样，倒不如选择一顺应“自然”，“顺水之性”而又节省人力的方案。同时，某些文献着重指出清纯的泉水胜于挟带泥土的“浊泾”，因前者更利于灌溉而后者则淤堵渠道又无益于农田。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一逐渐形成的水利系统既可被视为先辈的遗产，又是官民力求使之继续发扬灌溉之利的福祉所在。这遗产是一项双重的继承：物质上的继承是一系列的水利灌溉网络；而精神上的继承则是一段悠久的水利整治经验史。然而，对该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又常出现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之间因利害冲突而纷争的局面。尽管传统历史资料给予了我们大量的信息，但当它们被一一地细心讨论分析过之后，我们意识到对该历史遗产作一次实地的考察调查还是必要的。
2.实地考察：地理环境与地方资料
我们于1995年11月到达三原县对泾惠渠亦即郑白渠的现代版本进行了首次的视察[6]。泾惠渠的引水口遗迹，是引泾水利的辉煌过往所留下最引人注目的物质线索，是该次视察的主要研究对象。很快地，我们觉察到当地还存在着另一类非物质性的历史遗产：时至今日，负责管理灌溉区的行政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们仍是以该项伟大工程的继承者自居，这一继承是以多种地方纪念形式表现着，例如：渠志书籍出版[7]和对有关灌溉渠的历史文献的整理[8]，以及对泾渠碑刻的收集并统一安放在渠口行政所在地的特定场所[9]；还有为1930-1933年间灌溉系统修复工程总工程师李仪祉设置的纪念性建筑和纪念文献。
就此，我们的工作需要顾及该次考察令我们意识到的两方面问题。首先，我们感到有必要在新的测量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可信与精确的绘图资料库，以图表绘制方式来综合处理实地考察收集回来的数据，看起来是可行的。依照地理实况来组织这些材料，藉此帮助我们一丝不苟地观察实地尚存的遗迹，重新审阅历史文献对古渠在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面貌提供许多的假设。诚然，历史书籍的内容通常是既笼统又矛盾，而眼下的假设亦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关于郑国渠的路线和宋代之前渠首位置的推测）。任德教授（P.Gentelle）与别的考察协作人员在日后的视察中继续了上述的资料搜集与图表绘制工作。其次，是需要补充文字资料。在咨询了当地水利专业人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后，我们在日后的数次考察中得以不断完善这项工作。在此，必要提到的是，正是这项工作的开展，促成了泾惠渠渠口所在县的泾阳县水利局工程师白尔恒先生的加盟，并请白先生承担此部文字资料集的最初整理和编辑工作。
2.1 实地考察、图表、灌溉渠：从地理角度进行探讨
我们的地质与地形测量工作曾就以下两处地势进行过考察：（1）位于当今大坝附近，郑 白渠以往所有的引水口；（2）在口镇以下，位于冶峪河下游的泾阳县北部和位于三原地区的 清峪河流域。该地域海拔为440至600米，这一地区的地势明显高于现代的泾惠渠，因此， 下文命其为“高地”[10]。陕西省水利厅的工程师们曾考察研究过引水口所在地遗留下来的陈迹。考察结果已载入《泾惠渠志》内。这些被辨别为属于不同年代的遗迹有两类：其一，在岩石上开凿的引水口残遗；其二，从沉积物中辨认出的属于不同时代的渠身。古时候每年冬季进行的清淤工程在故道两侧留下的淤泥丘使得后者在多处清晰可辨。
据文献所载，自汉代开凿白渠起，渠道走向便再未改变过，而引水口则不断向上游迁移。起初引水口设置在一些土质松散的地方，及至宋代则开凿在岩石中。但一些处于离河面20米高的槽口很难令人相信是旧引水口遗迹。其中一个被认为属于白渠的槽口位于一座淤土丘附近。因涨水造成悬崖塌陷，使该淤土丘崩落了一半，铺盖了长达数十米的距离。其实该淤丘是白渠剔除工程的遗迹，而白渠的引水口应位于渠道上游沉积地的边缘处才合理。1998年进行的地形测量显示，开凿于明代现时处于最上方的引水口，和开凿于元（王御史渠）、宋（丰利渠，据文献记载修筑于1108-1110年间）两代的引水口之间只有3.3米的落差。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向上游迁移引水口的需要于秦汉时已经存在。据此，我们或可假设泾河每年夏季涨水时，遗留在灌溉渠内和田野上数量庞大的黄土淤积层未能被好好地清除，久而久之，为了汲取足够的水源便需开凿一个新的引水口。
就秦汉时期引水口所在这一问题，在观察过地势，研究分析过图表、水利则例和对一块于1997年在灌溉渠行政管理所在地亦即老龙王庙旧址发现的界石进行了考证后，我们想提出一些新看法：由于估量工程的难易，古人必然认识岩石的质地与硬度。而老龙王庙旧址正地处覆盖着砾石的硬岩石向土质岩过渡地段的下方，此一因素使我们推断秦（郑国渠）、汉（白公渠）时引水口或许就开凿在此地附近。在明代引水口4公里以下，有一些旧渠剔清工程遗留下来的淤丘残迹。在这里人们能找到为数众多的汉代陶器碎片，尤其足碎瓦残片，这些碎片证明汉代的白渠业已途经此地。因此，郑国渠的引水口有可能处于海拔435米左右的地势之上，该海拔与下游淤丘遗迹的海拔是吻合的。由此可算得灌溉渠的平均倾斜度为2度左右。就这段渠道走向而言，郑白渠或许自公元前246年起，便成为此后所有灌渠的基部。这一点是我们和水利厅的工程师认识不同之处。
以往，高地灌溉的水源可能首先来自冶峪河，当地这种典型的冲积三角洲式灌溉或曾遍布整个高地，而冶峪河从那里直接灌入泾河（图1）。此后，冶峪河或许曾向北、东两方改道：由山泥（崩积物）组成的坡度沉积所形成的舟状盆地和河流的冲积扇都利于新河道的形成（这是很普通的地貌变化）。这类的河流绕道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但也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尽管猛烈和带有危险性的涧流式涨水都发生在夏季，但要知道冶峪河的流量是不容忽视的，1933年曾录得对应于秒流量为1000立方米的三十年来最高水位[11]，这对于一条如此细小的河流而言可谓是十分可观的数字。河流或许也夹带着相当大量的沙土，因此，造成了在不同冲积扇产生点上开筑的灌溉渠易被淤塞的现象和加剧了主河道偏向的可能性。1930年初，当陕西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着手修复龙洞渠之时，高地上的居民像李仪祉于1923-1924年所持意见一样坚信古时候他们的耕地曾经是水地。尽管对地形和可探遗迹所作的勘察告诉我们郑国渠是绝无可能流经高地的，但我们不应该把这观点看成是天方夜谈而作主观的否定。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高地在“古时候”曾经是水耕地这念头会这么长时间地保存着。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或许能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文献中找到答案。
图1
其次，对河流稍有认识的人也能看出，很明显，清峪河在山前地带的河道并非是完全自然地形成，河流呈插头状走向的那一部分尤其能说明问题（图2）。除非有浅层埋藏的地质障碍物（弄清这一点，只需进行一次快速的勘察），要不然，河道那两个紧接着而又方向相反的直角曲拐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这样的一次勘察其结果将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它能帮助我们证实冶峪、清峪两河的交汇点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交汇点其实是一项至低限度为地方性以发展水田耕作为目的而进行的水利治理工程中的一个环节。只要我们观察一下黄土被冲刷剥蚀的严重情况（凹陷深达20至30米，宽达100多米）和现时河流与被侵蚀地区相比之下细小的状态，就知道一切并不是在近代发生的。类似这样的黄土剥蚀很可能在数百年或两千年的过程中形成。特别是黄土，它十分松散，只要基部受潮就会大整块地崩塌，掉到水里就会立刻散解[12]。
图2
清峪、冶峪两河的猛烈涨水应该曾对当地居民造成遇莫大的威胁，因此而产生的夏季涝灾十分之频繁和具有很大的摧毁性[13]。该地区的农民也许很早便试图寻求自我保护的方法，这—点是理所当然的。作为首当其冲的社团，他们有能力办到这一点吗？无论如何自公元前4世纪起，秦国便以国家的名义捍护耕地的那一股力量和意志不容低估。这些耕地在某种程度上令秦国变得强大，秦军大部分的粮食都来源于这些耕地。我们可以接纳这样的一个看法：为了减少水灾的危险性和利于扩展开发中的水耕地，从这—时期起，人们（在国家或社团的领导下）已通过将—部分的水源改道来控制两河的流程。仔细地观察过两张当地现代地形图后，我们得到与上述类似的结论（两张地形图的比例尺分别为1/10000和1/50000）。地形图上的某些等高线呈异常形态。自位于三原县城上方的合流点起，冶峪、清峪两河的共流河道处处显得是人工改造而成的，与一切自然河流与等高线成横切走向流动比较，共流河道却是与等高线成平行状态流淌。由此可以想象与清峪河汇接的冶峪河河道在某一时期曾改道。
任德教授于2000年10月提出的这道假设得到了叶禹春先生的认同，皆因它与叶先生的个人见解十分吻合。叶氏认为冶峪河曾改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一份撰写于1986年的文章里，叶氏提出这一观点：在清河流域内，有一自北西往东南走向的槽地，它可能是清河的旧河道。尽管淤塞之后，河床被变作耕地，但它总是比两旁的旧河岸低洼且潮湿。1949年后，人们正是沿着这洼地的走向挖掘出三个新建排水系统的干沟。原来的清河沿着这个槽地趋势流向东面，这是很自然的。此外，时至今日该槽地两侧的十多个村庄仍以“滩”字命名，如“阎家滩”、“白马寺滩”、“老北滩”等。由此证明，尽管旧河道淤塞，但两岸村落与清河相关的名字仍保留了下来。虽然欠缺史料证据，但以上地名告诉我们该槽地很可能便是昔日清河河床的遗址。为求进一步获得土壤实证，有进行地质勘探的必要[14]。
在此，总结一下以上的看法：除非有新的发现，不然，当前似乎无法确切地肯定郑国渠的渠道路线。后来的工程，尤其是白渠的兴建把郑国渠的痕迹都磨灭了。直至一处名为“汉堤”的废墟遗址，郑国渠渠身首段长约5至7公里的这一部分很有可能就躺卧在白渠的陈迹之下。古渠模拟工作的实际困难从汉堤开始。自汉堤至三源县一段，就模拟图来看，郑国渠处在高于白渠的地势之上（图2西），如果我们能证实渭河地堑曾遭受过一次轻微的地质构造倾斜，这假设是有可能的。要不然，最古老的灌溉渠一开始便向最难灌溉的耕地供水：这样的设想有违我们在世界各地所观察到有关灌溉渠开凿的习惯做法。或许，该模拟图所指出的是一条后来开凿的新渠道，一条特意筑建，从白渠支分出来的灌溉渠：新渠以XX点为起点，一直流到石桥镇。这样的一次起到土壤改良作用的绕道（绕道后，一些原来地势较高的旱地成为了水地）或许蕴藏着一个特别的目的：使冶峪河最下游的水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流至与清峪河交汇那呈插头状的合流处之前，冶峪河的这一段河道是呈直线状的。
所有的这一切，可能是在该地区内所进行的一次水利总体治理的结果。工程的目的在于遏止两河水涨造成的混乱现象和从三原县城起，向白渠提供新的水源，让它灌溉更广阔的地区。最后，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这样一个可信度极高的假设：三个（原来独立的）灌溉水系的街接是出于人为有意改造的结果，它发生在某一历史时期，但单凭对地图的审阅和对实地的考察，我们未能提供确切的日期。
众系统的统一性无疑仍难以得到证实，但当地仍存的资料清楚地显示，与灌溉渠相关连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制定的模式是一致的。
2.2地方文字资料：社会的视角
我们在本次考察中发觉当地似乎仍保存着相当多未被发掘的档案等原始资料，这些文献的一部分，即本书的主要内容，大部分存放在鲁桥镇（三原县）、陉阳县和富平县的水利机关内。这些资料又引起了我们对泾惠渠附近，但与该系统已无直接联系的一些小型灌溉渠的关注。它们代表着另一类的水利治理地方史。以下将论列本次从两种不同系统获得的文字资料：
2.2.1册、簿
在泾阳县和三原县我们有幸借阅到两本纸张早已陈旧了的文书，它们的内存反映了冶峪河和清峪河两个水利系统[15]。诞生较早录制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一本题名《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现存泾阳县水利局），从中可以看到冶峪河众多渠道之一的“高门渠”的用水章程和水量分配至全渠每一利夫（利户）名下的量值。量值是用时间短长表示的，这一时间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作“水程”。这决定于传统的灌溉制度：每一月开始先由渠道最下游的某一利户的地块灌地，递次上移，月终结束于某户地块。周而复始。《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共列521块受水地，分属十多个村庄394个利户，即394户人家分割全月二十九天，大会是三十天，如果遇到三十天，按民间约定，此三十日的水程归渠道管理者渠长所有作为公众对渠长的报酬，也作为渠长购买香支、灯火等公用支出。每户所分配到的水程在册中被计算得如此精确，以分秒计。
另一本文书题名《清峪河各渠记事簿》，手写本，现存三原县鲁桥镇清惠渠管理局，是一部未刊的野史笔记。作者刘屏山（1882-1935），是清峪河右岸一个名叫刘德堡（刘德村）的村民，也是鲁桥镇地方人士，生前做过源澄渠（清峪河渠道之一）的渠绅[16]。刘屏山所处时代是陕西惶恐不安的一段时期，尤其恰当民国十七至十九年（1928-1930），这是关中旱灾至为剧烈的时刻。《记事簿》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一、水程水规民约（包括水册的编订种种）；与此对照的则是今世的诸多纷争以及世风的变幻，政治的窳败。这是记者力图复古的用心；二、记者以其源澄渠为本位，重点记载源澄渠各重要档案，为此采集方志和地方文献（其中有1780年立碑的碑文）；目的在于昭示本渠后世渠众，维护渠道，保护自己的权益；三、记载了当时民国政府颁布的若干水利功令和时局正在酝酿着的水利更新的消息。
2.2.2公牍
在鲁桥镇清惠渠管理局和富平县水利局保存的文档中，有一些是关于1935、1936年“水利协会”成立之际的文件；鲁桥档卷中还保存一份1951年《清浊河小型水利民主改革工作总结》和相关于此总结的其它四种《报告》、《章程》、《草案》等。如果上述的册、簿反映了古代和1930年之前的情况，那么这些公牍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30年代中期以后各古老民营水利得到改革了。改革是初步的，形式上的表现是建立水利协会以取代纯粹民间自营性。这一协会由李仪祉倡议而实施。1932年泾惠渠第一期工程竣工放水后，李氏在许多讲话和发言中说明“霸王”之谚对陕南与关中水利的破坏影响。这就是水利协会诞生的背景。富平县文档正好印证了当时水利局的具体实行。内容可以显示专员调查之仔细认真，组织工作之快捷有效。鲁桥文档是1936年清浊河水利协会一份上呈陕西省水利局的请示：《呈奉核准规定整顿清、溺河水利简章》；一份水利局下发的《训令》。则可看出该水利协会已经是置于省水利局领导或指导之下了。从其内容则能看出该协会运作情形的一斑。二三十年代（也可上溯至清光绪初年）严重荒旱过后造成社会一个长期贫困和不定的“尾声”。而当时协会在用水管理和渠道整治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的模式。这从此一《呈奉核准》的《简章》上也不难看出来。
而能进一步证明此传统模式和渠道简陋状态的，是1951年“水利改革”所存的文字资料。这—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年与“土地改革”相伴生的若干“改革”之一，都是以“反封建制度”为宗旨而以“革命运动”的形式开展的。从文件内容上可以看到当时社会许多陈规陋俗以及生产样式。毫无疑义，尽管此时新型的泾惠渠模式早已实行，而清河水利的原始状态如依然实行水程制，和依然沿用多首的简陋的河堰与水渠，都是事实。
2.2.3碑镌文字
1992年，泾惠渠管理局主持出版了《历代引泾碑文集》，著录32篇记载泾渠历史的碑文，21篇属于古代（自唐至清），11篇属于民国时期。我们认为其中有关郑白渠历史变迁的6篇碑文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应该说明，考察中我们还看到过不少其它的水利碑刻（包括拓片、碑录），由于各种原因本资料集没有收录。这些碑刻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地方官处理水利纠纷或修治某渠道堰工后的记录。毫无疑义，地方官既负责管水利（倡导、鼓励、资助）又管水利纠纷（调解、判案、立规）。最后，在11篇民国时期的碑文中，我们选择性地保留了其中纪念李仪祉在修复泾渠的壮举中所起之关键作用的两篇，目的是为了重申李氏不可抹煞的功勋，而由他主持在泾阳、三原与富平地区所进行的某些革新措施，恰好印证了官方对李氏的历史评价。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来同一地域内，存在着两种治水模式：龙洞一泾惠渠由官方管辖，而如清冶峪河及石川河等小型水利系统则由地方社团管理。这些修筑在龙—泾渠附近非官方的小型灌溉系统具有某种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是从两个角度表明了龙—泾渠作为灌溉渠模式在当地的重要性。第一，龙—泾渠的运转章程（至晚于唐代便已规定下来）被地方性水利系统视为楷模：例如每月一次从下游开始向每斗逐一分配水源；又如，“水程”、水地的所有权（导致要交纳粮税）和渠道及闸口保养的义务，这三者间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第二，国家的介入对于这些小型水利系统的治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对地方章程予以合法的地位及保证它们得到遵守等方面；发生争执时，人们也会求助于国家权力机构即县政府甚至于省政府。另一方面，这些地方性灌溉系统是由地方团体直接管理的，管理人员由地方选定，国家对他们的日常运作毫不插手。
因此，在实地考察过程中所搜集得来的地方文献，如刘屏山记事簿介绍了该地区灌溉事业方面的社会动态，尤其是相关的地区性纠纷及其处理办法，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与地方团体间的关系。在地方资料的指引下，可以关注到两级空间即水利网络与利户居住的村落。前者所联带的是水规与水利系统运作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分析水利争端因由的场所。那么，可以从区域史角度上重新审阅这段水利治理史，而我们研究的主题可以发展为民国时期关中 地区的水利制度史。因而，将修复与发展灌溉系统的政策（自20世纪30年代起进行的水利 改革最为典型）、水利史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造就是本书力求达到的目的。书中资料揭示 了改革的众多因素是在混乱的条件下而产生的。事实上，1928-1930三年间大旱所造成的危机是总问题的所在：政治大混乱的同时，该地区农村社会也受到了颇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小型灌溉渠利户只有彷徨、忧虑和愤怒，进而他们的利益冲突剧增。上述一切在地方文献中比比皆是。换句话说，从地方文献可以看出泾惠渠修筑工程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与心理状态中进行的。
参考文献
[1] 魏丕信，《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载刘萃蓉主编，《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所，1995，页435-505，英文原稿载Mark Elvin 和Liu
Ts′ui - jung主编，Sediments of Tim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1998，P.283-343。
[2] 竣工于公元前246年的郑国渠的原路线至今仍是备受争议的研究对象。
[3] 因历代亩制不同，学者以现代单位把历代数字换算成目前通用的亩时，得到了不同换算结果：74，000公顷（叶遇春，载《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北京，1984，页39，以今亩表示）到大约187，000公顷（见《中国水利史稿》第一册，北京，1979，页124-125），到将近270,000公顷（即667，000英亩，见李约瑟J.Needham着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IV：3，Cambridge，1971，p.284）。该结果值得商榷。问题是秦亩的量值：有的作者，如赵刚，把秦亩相等于汉亩，即461平方公尺；其它学者，如叶遇春，利用较小的旧亩，合0.29今亩，即193平方公尺。其实，秦国人所用的亩好象是商鞅定出的大亩（240步，后来在汉武帝时普及全国）；当时只有中国东部的人用以前的小亩（100步）。见吴慧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1985，页1-20。
[4] 毕沅的《长安志》（1784）内载录的《泾渠图说》（序言撰写于1342年）系该方面研究最翔实的文献资料之一。
[5] 李仪祉当时提出甲、乙两种计划，甲计划很庞大，乙计划则小得多。对此后文还将谕及。
[6] 该次考察活动由中国水利电力科学院水利历史研究所所长周魁一先生组织进行。周先生亲自陪同我们到达考察现场，为我们日后的工作进展顺利而与当地有关部门建立起必不可少的联系。谨此向他再度致以衷心的感谢。
[7] 叶禹春主编，《泾惠渠志》，陕西出版社，1991。
[8] 王智民主编，《历代引泾碑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
[9] 该行政管理中心的所在地就是帝国时期方志地图上的老龙王庙。
[10] 1923年，处于三原县四周的这片高地和平原地带在李仪祉笔下分别被称为“清河以北”与“清河以南”。
[11] 参见叶禹春前书。
[12] 陡峭的黄土质山崖一旦遇到暴雨就会作与自身平行的后退（黄土波雨水侵蚀而坍塌），组成黄土的那些以亿万计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在流淌的河水中活动自如，随波而去。数年前（1993-1996），任德教授在撒马尔罕山麓（乌兹别克斯坦）的黄土地区曾探讨过一个与此十分类似的例子。
[13]退休总工程师叶禹春先生亦曾提及于1993年录下秒流量为1000立方米的清峪河三十年来最高水位。
[14] 2000年10月27日与叶先生的谈话摘录。
[15] 见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水利管理与社团组织——陕西冶峪河的一个例子》，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998，第85册，187-225页。
[16] 关于渠绅，后文将论及。
原载《沟洫佚闻杂录》，中华书局，2003年。
致 谢
《沟恤佚闻杂录》的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前后历时四年。我们难以忘怀其间各级领导与学界同仁的支持：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周魁一先生和谭徐明女士的陪同考察，及其热烈讨论，陕西省水利厅谢方五先生的意见和建议，陕西省泾阳县前县长王普藩先生的友
好接待，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程茂森、李林两位先生的指正与收集工作中的辛苦陪同，均弥足珍贵，令人感念。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们特别要感谢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和三原县水利局、清惠渠管理局诸位领导给予的大力支持。泾惠渠管理局提供了有关碑刻拓片。该局王智民先生曾经主持编注了《历代引泾碑文集》，除收录所存拓片之外，还广泛收录了其他有关资料。其中大部分内容已于1992年出版。白尔恒先生曾应王先生邀请参与该次编注。此次《沟洫佚闻杂录》只选择收入了8通泾渠碑文，其注释另有侧重。为此白先生特地征求王智民先生意见，蒙王先生欣然相允。在此我们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另外三原县水利局和清惠渠管理局领导也慷慨相助，同意出版其收藏的部分文档。泾阳县政协主席吕祥盛先生，同样表示可将该县收自民间的一本水册付梓，以使这些“沉睡”的文字活起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服务。对此，我们一并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激！
编者于巴黎—北京
2002年6月11日
Study on Change of Irrigation System Management of Guanzhong Area Based on Local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