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鹏举
【提要】荆江大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防洪屏障，保护江汉平原数百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不少重要的工业设施，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对它的历史状况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仅就其形成时期作了较全面的讨论。
关于荆江大堤的历史形成过程，已有一些概括性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如：“分段堵筑于东晋，扩展于两宋，合筑于明末，增修于前清，加固治理于新中国[1]”。也有的提出“经两宋三百余年，沿荆江已有几处堤垸[2]”，它们对于明清以前的荆江堤防状况都是由极少的几条记载出发加以推测，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从形成期的先后，大致可将大堤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进行讨论：金堤（寸金堤）、沙市堤、沙市以下至监利段江堤和沙市以上至万城段江堤。
一、大堤的肇始——金堤与寸金堤
现存记载中，荆江堤防最早是筑于东晋的金堤。永和元年（345年）至兴宁三年（365年），桓温任荆州刺史时曾令陈遵修金堤。《水经注·江水注》载：“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
对于金堤的具体所在，清中期以前的多种方志资料均未提及。如北宋初《太平寰宇记》仅列“江堤”一条，未提金堤；南宋《舆地纪胜》列有“金堤”氛但只照引《水经注》而无任何说明；稍后的《方舆胜览》亦未提及金堤；明代著名的两部地理总志，《一统志》和《寰宇通志》也都未提及金堤；嘉靖《荆州府志》和雍正《湖广通志》等虽记有金堤，也未指出具体所在。很显然，金堤的具体所在早已不明了。
最早指出金堤具体位置的是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认为“金堤在江陵城东南二十里，一名黄潭堤”。其后同治光绪间荆州知府倪文蔚作《荆州万城堤志》，提出灵溪水“疑即马山迤西诸湖，今保障垸上有灵溪湖讹为菱芰湖”，认为万城堤段“即陈遵金堤”，该堤段在城西北四十里左右（图1）。近人新编《江陵堤防志》承此说，认为“金堤即现在荆江大堤的万城堤段，共两段，长六里多”。后一说并已得到较普遍的接受。
荆江大堤位置图
①秘师桥；②江陵城；③寸金堤
实际二说均不确，可从三个方面考虑：
江陵城西迎江水，南濒大江，同时又是“地东南倾”，洪水威胁主要来自城西南，城南和东南面。金堤是保护荆州城的首筑堤防，专为护城而筑。若如二说所言，一在城东南二十里处，一在城西北四十余里处，距城甚远，很难相信金堤处在这样的位置对荆州城有什么保护作用。陈遵是“善于防攻”（攻当为功或工）的专家，选择这样的筑堤地点是不合情理的。此其一。
《水经注》明确指出“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一个“缘”字，明白无误地表明金堤是绕江陵城而筑，且距城不会很远。对于远在城西北四十余里，长仅数里的万城堤段，以及位于城东南二十里的黄潭堤，以“缘”字形容它们和江陵城的关系是完全不合适的。此其二。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中有“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的描述。盛弘之上距桓温任荆州刺史不到百年[3]，较郦道元早数十年，描述的堤防应是金堤无疑。同样以“缘城”形容，也表明金堤不应远在城西北四十余里或是城东南二十里。此其三。
从以上三方面分析，可以排除金堤是万城堤段或黄潭堤的可能。
实际上，从《水经注》中我们即可以大致推知当时江陵附近的江堤情况。同时与后代的一些有关资料对照，可以确定金堤实际就是后代记载很多的寸金堤。它自江陵城西门外起，沿城西、南面筑至沙市西文星楼附近，长二十余里（图1）。
寸金堤的位置所在，从前述三个方面分析，都非常符合，这不应是单纯的巧合。而且，有关寸金堤的记载早自五代，晚迄明末都有，表明了寸金堤的突出地位。不过这尚不足以证明寸金堤确实就是陈遵金堤，还需进行更具体的分析。
《水经注》原记载至少表明两点：①堤是出于护城的目的而筑；②堤是“缘”城而筑，即绕城周而筑。
除此而外，《水经注·沔水注》中提到纪南城西南有龙陂，陂“在灵溪东江堤内”。纪南城在江陵城北数里（图1），联系《江水注》中金堤“自灵溪始”的记载，这里的“江堤”即金堤无疑。灵溪的位置，从《江水注》叙述顺序当在江陵城西不远。南朝宋·庾仲雍《荆州记》载“大城（即荆州城）西九里有灵溪水”。大致在今秘师桥一带（图1），这说明金堤通过秘师桥附近。
金堤既通过秘师桥附近，为达到护城的目的，势必要延筑至城南江边并向下游续筑一定长度。下端至何处止，亦有线索。《沔水注》提及江陵城东有荒谷水，“春秋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证明了江陵城东江堤的存在。
值得指出的是，荒谷水“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的特点，似表明堤防至江陵城东数里处中止而未向下游延筑。在这种情形下，荒谷水南泛时虽被江堤阻挡，但水位渐高即可顺堤向下至无堤处入江而“南通大江”。水小时，既有江堤阻挡，又无足够水位向下游漫过岸滩入江，只能“南迄江堤”。
仅从《水经注》的记载，即可推知当时（按：江水情形，郦注较多采用早期记载，实际是其作注前一个时期中情况的综合）江陵的护城堤防（即金堤）是通过江陵城西门外秘师桥附近并筑至城东。荒谷水在城东三里左右[4]，江堤大致至此止。将这一结论与后代寸金堤位置对照（图1），显而易见两者的相承关系，即金堤是寸金堤的前身。
关于此点尚有一些可资补证的资料。
《晋书·殷仲堪传》记太元十七年（392年）“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数千家。以堤防不严，降号（殷仲堪）为宁远将军。”此时距桓温任荆州刺史不过四十年左右，护城者无疑是金堤。晋时对这一带水灾一般称“荆州大水”[5]，此次指明江陵，应是大水破堤灌城，成灾惨重。同时表明当时金堤的护城作用是较为完整的，城内之人对失事准备不足，在“堤防不严”，防守未力的情况下失事时，方酿成重灾。当时城外居民有限，如不是城内受灾，殷不至于受降号处分。
南宋张孝祥曾修寸金堤。关于此事，历来均认为系张孝祥主持新建，“自是荆州无水患”。实际是乾道四年（1168年）自二月至五月连月阴雨，大水冲决寸金堤数处。张孝祥八月至荆州任知府，遂主持修复。此事经过张在其《金堤记》一文中有详细记载。[6]值得特别指出者，张在《金堤记》文中记“荆州为城，当水之冲，有堤起于万寿山之麓，环城西南，谓之金堤。”[6]而未提寸金堤之名。但在距他修堤仅二十六年的《宣城张氏信谱传》[7]中即已称其所修为寸金堤。这表明当时二名并存，实系一堤。
虽然金堤并非目前万城堤段，与现代荆江大堤没有直接相承关系，但它是荆江北岸的首筑堤防，并在其后近千年中起着类似今日荆江大堤的作用．因此它仍然可说是荆江大堤的肇始。
二、沙市堤——中唐已经形成
金堤以下，即沙市堤。二者在今文星楼一带相接。沙市堤的始筑据《宋史·河渠志》是：“熙宁中（1068～1077年）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实际早在唐中期（约800年）郧已形成。
中唐诗人王建有《江陵即事》诗：“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8]诗中所叙实际是沙市情形。
唐宋时沙市称沙头，是进出三峡船只经常停靠的重要码头，也是江陵城对外交通的枢纽。刘禹锡：“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樯杆上，始见春江阔。”杜甫：“买薪犹白帝，鸣橹少沙头。”都反映了沙市码头的地位。北宋人说：“江陵舟舡至，泊于郭外沙头。”[9]实际沙市是江陵城的码头。王建诗中的“水客”，只能是指至沙头泊船的商旅。
而“蜀女”、“巴童”恰与南宋陆游“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10]的记叙相合。可见王诗所叙系沙市情况无疑。
王建是大历十年（775年）进士，初期一直在京城长安附近任职，太和年间（827～835年）才出为陕州司马。此诗的具体年代难考，只能认为在公元800年前后。
唐代自建国，至开元、天宝年间（742～756年），经济持续发展，处在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荆州一带，据《旧唐书·地理志》：“自至德（756～758年）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旧领县八，户一万二百六十，口四万九百五十八；天宝（742～756年）领县七，户三万一百九十二，口十四万八千一百四十九。”这以后更有急剧增长，“十倍其初”。沙市作为江陵的对外交通运输枢纽，地位自然十分重要。有了堤防，对码头的正常工作有利， 因而沙市堤在唐前期逐渐形成是比较自然的。这样到公元800年前后王建至江陵时，沙市堤已颇具规模了。
《宋史》记郑獬始筑沙市堤，实系误载。原文是：“（庆元）三年（1197年）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由于庆元三年（1197年）距熙宁（1068～1077年）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很可能误将郑獬主持的修筑作为始筑。
同时，郑獬自撰《郧溪集》中未提筑堤事，另在《名臣碑传琬琰之集》邓獬墓志中也未提其有兴筑之功，表明郑氏对堤防用功不为甚多。
从另一方面看，熙宁以前，已有证据表明江陵监利间有基本完整的江堤（详见下节），故决无在沙市存一缺口之理。
三、江陵监利间江堤
江陵监利之间，除沙市堤中唐已形成外，沙市堤以下至监利早在北宋中期约1050年前后已有基本完整的江堤，而并非如传统说法是在南宋时始形成雏形。
清以来有关研究，主要着眼于这样几条有关记载：
（1）紧接沙市堤的黄潭堤，《宋史·河渠志》记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御史都民望言，谓之“古堤”，并曾于建炎间（1127～1130年）“开决”以御盗。说明北宋时黄潭堤段已有；
（2）《宋史·张孝祥传》载张氏修寸金堤事，语焉不详。后人遂以为系张氏首筑寸金堤于城外，引而作为荆江大堤在南宋形成雏形的重要依据之一；
（3）元·林元《石首重开古穴记》中对南宋修堤防水有相当生动的记载：“（南宋）以江南之力，抗中原之师．荆湖之费日广，兵食常苦不足。于是有兴事功者，出而画荆留屯之策。保民田而人官，策江堤以防水，塞南北诸古穴。……畚锸既兴，工以万计。屯田之入不足供中役，则取之民；二邑之民不足则取之他邑，甚而他郡皆征焉。”[11]林元此记稍后于至大元年（1308年），距南宋初百余年，距后期不过数十年，可信程度是相当高的。可以认为：南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兴修江堤是确凿无疑的．但关键在于并不能认定南宋的大规模修筑是始筑。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力修复并加固在两宋之交战乱中无人管理遂至残破的江堤而已。
北宋时的荆江堤防状况，明确和直接的记载确实极少，《宋史·河渠志》亦只有两条资料涉及个别段落，难以据此得出可靠的结论。笔者通过大量查阅宋人文集，得到一些很宝贵的直接翔实的记载，足证北宋中期荆江北岸已有基本完整的堤防并起着非常重要的防洪作用。
最能说明此点的，是北宋、刘敛《彭城集》中《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关于周喻修监利江堤的记载。
周喻是皇祜五年（1053年）进士，不久任职监利县令。当时监利的情况是：“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县不足，取之旁县。然岁常决坏，则庐舍田亩皆为鱼鳖居。”[12]这可说明几点：
考虑到北宋时监利城亦在今址，[13]所叙显然指江堤。且系沿江大堤，完全不同于一般零散垸堤；
岁修规模很大，虽然“岁调夫工数十万”似不免夸张，但足以表明决非一般垸堤的岁修；
堤防作用已非常重要，“民恃堤以为业”，一旦决坏，“则庐舍田亩皆为鱼鳖居”，地位相对而言已与今之大堤相似。
从上面几方面看，当时监利附近已普遍筑有江堤是无庸置疑的。同时墓志还记周喻修堤工事：“身自行视，得当水冲者十余处，益工高厚筑之。是岁遂不复决，役民大省。其后二十余年，民犹能指其处，曰是周令之力也。”[12]这更可表明江堤已基本形成整体（不排除分流口的存在）。
1065年前后任荆州知府的刘挚，在其《忠肃集》中间接涉及了江陵、监利间的江堤情况，可资佐证。
《将至监利先寄王令》诗中，有“屈指中秋六晓昏，大堤丛竹见霜筠”[14]之句。此诗显系江陵至监利途中所作，所提及“大堤”应是江堤。另有《马上和王监利见寄》诗，“昨忆西归春未穷，重来堤竹已成丛。川塍足水稻齐插，霖雨涨江河欲通。”[14]此诗不仅证实扛陵监利间江堤的存在，更重要者是证明当时刘挚是骑马沿大堤陆行。因此诗后二句叙堤上所见情形极为生动：堤内农事繁忙，水足苗壮；外扛内河水位渐涨似欲相通。这是难以凭空想象出来的。（按：刘挚乘马沿堤陆行，并不排除在分流口处需乘船渡过的可能。但至少可证当时北岸分流口已为数寥寥，否则乘马反为不便。）
另在《宋史·谢麟传》中，载熙宁初年前后（1068年前后）谢麟任石首县令，“县苦江水为患，堤不可御。麟叠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号谢公堤”。表明此时南岸石首的江堤也已较普遍，而且出现了石堤。这与北岸的状况是相适应的。
综合上述资料，北宋中期约1050年前后，江陵、监利之间已经形成基本完整的江堤是无可置疑的。但这段江堤的始筑年代无可靠记载。康熙《监利县志》中，有“五代高季昌守江陵，筑堤防于监利”的说法，虽然并没有原始记载，考虑到北宋中期堤防规模已很可观，则高季昌时已筑有堤防还是可信的。至于是否高氏始筑，仍须存疑。
四、今沙市以上至万城堤段
综合前述，至北宋中期荆江北岸的堤防形势是：最上为始于江陵城西门外，绕城至今文星楼附近的金堤（寸金堤），始筑于东晋永和年间；迤下沙市堤中唐时（约800年）已经形成；沙市以下至监利县的江堤至北宋中期（约1050年）已经基本完整，有可能始于五代高季昌时，这样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上起江陵城西下至监利的基本完整的堤防。其间虽会存在一些分流水口，但基本状况很可能与元及明前期类似。
需要指出者，今荆江大堤沙市以上至万城段的堤防却形成较晚。可靠的资料证明：迟至南宋中期乾道中（1165～1173年），该堤段尚未形成。
关于这一点并无直接资料，而是根据当时寸金堤的地位，间接推定其外无其他江堤的存在。
前引张孝祥《金堤汜》：“有堤起子万寿山之麓，环城西南，谓之金堤。”[6]万寿山即城西龙山，因北宋郑獬有诗名《冬日同仲巽及府察游万寿寺兼有龙山之约》，可证。这同清代叙寸金堤起自城西龙山一致。应注意者是张孝祥未提寸金堤外有其他江堤。同时，他的《金堤记》反映出当时寸金堤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乾道四年（1168年）寸金堤决数处，张主持修复，“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毕。……穹崇坚好，悉倍于旧。”[6]规模相当可观，由于寸金堤正处江陵城和今荆江大堤之间，大修寸金堤无疑表明其外没有可御洪水的其他江堤（但沿江垸堤应是存在的）。
与张同时的曹盅，乾道四年后任江陵县令，当时的情形是：“寸金堤去城二里，实捍大江冲突之患，岁役人大数千。”[15]从这里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今大堤沙市文星楼以上堤段至南宋乾道中仍未形成可抵御一般洪水的江堤。
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关于这一堤段的形成期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分析来粗略推断。
南宋前期，虽然想在荆襄一带加紧开发并有些措施，但并未收效，对这一带的残破情形当时记载颇多。
绍兴元年（1131年），荆南镇抚使解潜奏：“臣所领镇最为要害……而未有帅臣。千里之间，人迹断绝。”[16]
同年五月又奏：“（臣）所管五州（按：五州实为归州、峡州、荆南府、荆门军、公安军等五州军），绝户及官田荒废者甚多，……（今）募人耕垦；分收子利。”[17]此为渡江后南宋管田之始，但效果并不好。
绍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时，荆南一带仍是“田畴不加辟，户口不加多，视他路最为凋蔽。”[18]“旧荆南户口数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诏蠲口赋以安集之，然十未还一二。”[19]
在南宋初期这种人口流亡、经济凋蔽的形势下，不仅新修堤防没有可能，即是北宋中期已基本形成的北岸堤防，也由于两宋之交数十年中战乱频仍，无人顾及，必然会冲刷残缺，防洪能力大为下降甚或基本丧失。所以，在南宋朝廷稍安后，要恢复荆州一带的农业生产，修复加固堤防是当务之急，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这可能就是反映于林元碑记中的情况。
具体如刘琦塞黄潭堤事。绍兴二十七年刘琦知荆南府，“初，江陵县之东有黄潭者，建炎间（1127～1130年）邑官决水入江以御盗，由是夏秋涨溢，荆陵（按：陵似应为复，指愎州，治今天门）间皆被水患。至是琦究知其弊，始命塞之，广田数千亩，流民自占看几千家。”[20]是修复堤防恢复农业生产的事例之一。
约自中期始，荆南屯田不断发展，逐渐“需要”与水争地以扩大耕地面积。江陵附近，寸金堤外有大片肥沃滩地，自然成为屯垦的理想地点。这样，寸金堤外原有的零散垸堤有可能较为迅速地形成江堤，但无明确汜载。
南宋后期盂珙兴荆南屯田，“调夫筑堰，……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千，为庄百七十，为顷十万。”[21]这样大规模的屯田在江、汉之间进行，对江汉堤防的修筑是不可少之功，惜记载缺略。
南宋恢复加固荆江堤防的同时，堵塞了一些分流水口，造成洪水位上升，溃堤成灾，到元初不得不重开穴口以分水势，这在林元碑记中有反映。
从南宋后期荆南一带的发展情况推测，今沙市文星楼以上至万城堤段的形成，应在南宋盾期。
元代有关荆江堤防的记载极少，直到元末，才有较确凿的记载表明该堤段已经形成。
后至元六年（1340年）在今观音寺建幢镇江护堤，此处在寸金堤外较远，表明此时寸金堤外江堤已成为捍御江涨的第一道防线，地位重要，形成当已有相当时间。
关于此事，明末熊汝学《重修尊胜宝幢记》载：“是幢也，建于元至元六年，荆苦江水齧堤，”[22]廉访使赛因不花建此幢以镇江，云云。清乾隆中王昶《使楚丛谭》亦言其“复过观音寺，老僧年七十余，偕往阅尊胜佗罗尼憧，盖元至元六年都水使者赛因不花造……因江形至是如象鼻，必仗大雄氏力以为控制，故造此幢镇之。”[23]
自宋末元初至明嘉靖后期约三百年中，江陵城是由双重堤防保护，即东晋始筑的寸金堤和宋末形成的今大堤沙市以上段。这一双堤并存的现象虽为清人所认识，以为“江堤即有疏虞，恃此（按：指寸金堤）以为捍蔽，城廓仓库可保无虞。”但却错误地认为是先有外面江堤，后加筑寸金堤以资更加安全可靠。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水，破寸金堤，此后寸金堤即逐渐堙没，今仅存部分遗迹。[24]
明初，文星楼至万城堤段已具有重要地位。洪武八十年（1385年）“李家埠堤决，坏民庐舍田禾甚众。”[25]
五、现代荆江大堤的整体形成
以上对万城以下至监利的大堤主体的形成期作了力求全面的讨论。在现代荆江大堤范 因内，以沙市堤形成最早，沙市以下至监利段次之，沙市以上至万城段又次之。最早修筑的金堤（寸金堤）今已不存。
荆江大堤形成整体，历来以嘉靖巾堵郝穴为标志。实际由于元前期有重开穴口的记载，故不能排除南宋末已形成整体的可能。同时，如就目前荆江大堤范围而言，亦不能言在嘉靖中形成整体。如监利西门外庞公渡一口明天启七年（1627年）才堵塞，后并重开，至顺治七年（1650年）才最后堵筑。[26]历来所言于嘉靖中形成整体的，是指自万城至拖茅埠的旧万城大堤，而不能沿用来指现代荆江大堤。
严格地说，上起枣林岗，下至监利城南的现代荆江大堤是在清嘉庆元年才连成整体的。
到乾隆末年，得胜台、万城以下至监利江堤得到重视，已成整体，是目前荆江大堤的主体。得胜台迤上至堆金台之间，系凭借天然高地挡水，无堤。堆金台以上至枣林岗则有成于明末的阴湘城堤[27]。得胜、堆金二台之间至嘉庆元年（1796年），由于洪水位逐渐上涨，原有高地高程不足，才于高地上增筑堤防，至此枣林岗至城南的堤防始连为一体。
关于此事，道光六年（1826年）巡抚杨懋恬奏：“查得胜台迤西而上至堆金台止，向无堤塍，系嘉庆元年该处被江水漫溢，增筑民堤。”[28]同治时王凤生《楚北江汉宣防备览》也提到“堆金得胜二台续增工计长六里。”[29]即指此。
六、结 语
关于现代荆江大堤的历史形成期，以上讨论可概述为：
（1）荆江北岸最早江堤是桓温于东晋永和中（345～365年）令陈遵监造的金堤，即后世寸金堤前身，出于保护江陵城的目的，绕城而筑（参图1）；
（2）沙市作为荆州城的水运码头，随其兴衰，地位重要。中唐（约800年）时已有江堤，形成期可能是初唐以后，也可能更早；
（3）沙市以下至监利，北宋人文集中有确切资料表明北宋中期（约1050年）已有基本完整的江堤，并且已有大规模的岁修工程。堤防可能初成于五代高季昌。两宋之交战乱，中堤防无人管理，极有可能残破不堪，因而南宋安定后曾于荆襄一带大筑堤防，恢复加固。并非可据以证明荆江大堤于南宋中形成雏形；
（4）现荆江大堤的首段——万城以下至沙市西文星楼一段，由于早期已有金堤（寸金堤）存在，形成较晚，很可能在宋末。能确证其已经形成的史料涉及年代最早是后至元六年（1340年）；
（5）现荆江大堤至清初，由得胜台至监利城南堤防始为一体。得胜台以上与堆金台之间系借天然高地挡水，由于洪水位逐渐上涨，嘉庆元年（1796年）洪水漫过该处高地，于是在高地上加筑堤防，至此，自枣林岗至监利的现代荆江大堤始连成一体，最终形成。
附 注
[1] 江陵县新编《江陵堤防志》。
[2] 长江志总编室主编《长扛志通讯》（1984年第1期）载《荆江大堤》一文。
[3]《水经注》引盛弘之《荆州记》：“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此事系指宋文帝，则盛是文帝元嘉（424～453年）时人，距桓沮任荆州刺史（345～365年）之时59～108年。
[4]《后汉书·郡国志·南郡》条下有注文：“《荆州记》曰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长谷。”长谷即荒谷，当在城东数里。
[5]《晋书·五行志》载东、西晋各七次大水，均记为荆州大水。
[6]《于湖居士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四。
[7]《于湖居士文集·附录》。
[8]《全唐诗》（中华书局版）卷二百九十七。
[9]《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二十—《送至十六判官》：“客下荆南尽，君今复人舟。买薪犹白帝，鸣橹少沙头。洙曰：江陵舟舡至，泊于郭外沙头。”作注者王沫系北宋皇祐前后人。
[10] 陆游《渭南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七《人蜀记》。
[11] 林元碑记见于多种地志，以嘉靖十一年《荆州府志》较早，本处引自该府志卷十二。
[12]《彭城集》卷三十八《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13] 参《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
[14]《忠肃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十七。
[15] 宋·楼钥《攻槐集》卷一百六《朝请大夫曹君墓志铭》。
[1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一。以下简称《要录》
[17]《要录》卷四十四。
[18]《要录》卷一百七十二。
[19]《要录》卷一百六十七。
[20]《要录》卷一百七十六。
[21] 宋·刘克荘《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三《孟少保神道碑》。
[22] 光绪《江陵县志》卷五十一。
[23]《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八册载王昶《使楚丛谭》。
[24] 此事有二说。另据《荆州万城堤图说》：“寸金堤一曰护城堤……明嘉靖二十三年堤决后，日圯未修，略存遗址。”但仅此一家。而三十九年之说见于较早较多的记载（如雍正《湖广通志》），故取三十九年之说。
[25] 嘉靖《荆州府志》卷十二。
[26]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收藏《宫中档》第92号。
[27] 阴湘域堤形成有二说，一说以为系明初湘王朱柏筑，以保护太辉山一带行宫；一说以为在明末清初，“居民于土岗上加筑二三尺，致成堤形。”前说可疑，因朱柏地位极高，如确系他倡筑此堤，有益民生，不至于无专文记载。另太辉山距城较近，地势本高，无筑堤保护必要，又距枣林岗一带甚远。堆金台以上地势本高，居民自行加培成堤，自无专门记载，较合实情。
[28]《宫中档》818号。
[29]《楚北江汉宣防备览》卷三。
The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injiang Dike
Cheng Pengju
Abstract
Jin Jiang Da Di（The Great Dike of Jinjiang River）is an important flood control frontline on the northern bank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t protects millions of lives and a number of industrial cities. But the researches of its situation in ancient time is still in shortag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dike.
原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第31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