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顺

人类原本是自然界中的一员。人的力量与自然力相比始终是藐小的，即使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也是这样。人类生存在自然界，只能顺应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万不可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人类自己。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胜枚举，其中发生在黄河流域的“与河争地”、“与河争水”的教训就曾经是非常沉痛的。

一、战国至西汉黄河下游的“与河争地”

1.“与河争地”的历史溯源

《管子》一书有言，“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生命源于水，也离不开水。凡是生命一旦离开了水，就要枯萎，就会死亡。人类也是一样，从其童年时代开始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考古发掘证实，远古时代，人们多选择近河高地或河谷阶地居住，因为这样的地方既靠近水源，便于取水，又能够防止洪水侵害。此时，人们刚刚走出山林不久，还没有完全脱离开渔猎生活，一切行为与自然界尚无大害，主要靠适应环境生存，既亲水之利，又避水之害，尚无力与河水争高下。

人类与河争地，当自堤防出现之日开始。黄河堤防出现甚早，传说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1]就利用了堤防，也有说鲧、禹治水时也都修过堤。不过，最初的堤防大约是局部的、零星的，尺寸也不可能很大。黄河下游大规模堤防的建立当是在战国时代。西汉贾让“堤防之作，近起战国”^[2]的说法当是实言。堤防工程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产物，是人类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发展社会经济创立起来的。堤防工程的建立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显示出人们抗御洪水灾害能力的提高。当然，堤防工程的出现，也表明人类干预自然界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大，人类已开始离开自然界，并逐渐走向与自然界对立的一面。但由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数千年间人口发展缓慢，从夏代初年至春秋初期，一直徘徊在1370万至1180万之间，此期间人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干扰尚不明显。下面借助于谭其骧先生的一张图来说明这一情形。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时代的很长时间里，现今的河北平原中部一直存在着一个极为宽广的、没有人类活动遗迹的空白地区。这里正是黄河流经的地方,西起太行山麓，东至徒骇河畔，大面积杳无人迹，这表明人们尚未进入这块地方，黄河尚未受到人的干犯，依旧在这里自由摆动，迁徙无定。

战国时代则有了显著的变化，有十几处城邑已呈现在这一空白地区的中部，人的活动已深入到了该地区的腹地。谭其骧先生对这一明显变化曾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这是“河北平原古代劳动人民在黄河两岸修筑堤防的结果。”^[3]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可信的。战国时代，正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发展很快，处在黄河下游沿岸的各诸侯国，为了扩大各自的疆域，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源，于是便争相修筑黄河堤防，纷纷迈出了“与河争地”的第一步。

2.“与河争地”的沉痛教训

战国时代，齐、赵、魏等国沿黄河修筑的堤防，堤身距河还相当遥远，“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这段文字取自《汉书·沟洫志》，以汉里计加上河宽折合今制，堤距宽度少说也在45里以上，河滩宽阔，河水尚有左右游荡的余地。

战国中期以后，黄河下游两岸进入农业大发展时期，尤其是西汉，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提倡以农为本，促使区内农业经济快速发展。黄河滩区，土地平坦，土质肥沃，且易于开垦，自被视为良好的土地资源，在农耕面积不断扩大的当时，很快便成为人们开发利用的重要目标。贾让在他的治河献策中就曾述说过这样一个事实，他说：黄河滩区，“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4]这里反映的是一个垦种河滩、与河争地的发展过程：最初只是入滩耕种，进而是筑庐舍、营建村落，再后是筑新堤保护自己的庄田。贾让称此为“排水泽而居”，一个“排”字，异常生动地把人们这种与河争地的举动描绘得真真切切。如此继续蔓延、发展，再筑新堤，层层向河边逼近，以致最后出现数道堤防相重的严重局面。贾让在东郡和魏郡曾亲眼见到过这种情形：“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5]这些为垦种滩地筑起的多重堤防，有前世修筑的，也有近世修筑的，原本数十里宽的河道，被压缩得越来越窄，河势变得更加凶险。“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阸如此，不得安息。”^[6]

耕占河滩，压缩河道，加速了河床淤积抬高。古黄河泥沙淤积研究成果表明，西汉时期黄河下游至河口的泥沙淤积总量每年约计6.5亿吨^[7]，比三门峡建库前（1950～1960年）天然情况下下游河道年淤积量3.61亿吨高出将近1倍。日渐缩窄的河道，淤积发展很快，东郡和魏郡境内已经发展成为地上河。“河水高于平地”^[8]，黎阳（今河南浚县）附近更是“河高出民屋”^[9]，其险恶局面可想而知。

西汉时期是黄河下游决溢灾害的高发期。自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至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将近180年间，史载决溢13次，其中决于东郡和魏郡者7次，约占下游沿河8郡决溢总数的54％。显然，东郡和魏郡河段是一个河患多发河段，这与该河段河道渐趋恶化是分不开的。

总之，战国至西汉，人们在黄河下游的干预是相当强烈的，与河争地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所带来的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

二、西汉中后期黄河上中游的“与河争水”

1.大量的农田灌溉引水

西汉早期，为了稳定政权，大力发展农业经济，迅速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史称“文景之治”的太平富裕景象。武帝执政以后，为了进一步繁荣经济，增强国力，除继续坚持“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之外，把水利建设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为此特发诏令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10]从此以农田水利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倍受关注，黄河上中游地区很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水利建设高潮。

此其间有左内史兒宽请开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11]，似属于郑国渠灌区的扩建工程。又有“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12]朔方郡，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西河郡，包括今黄河北干流沿河两岸；河西、酒泉二郡，俱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关中的灵轵、成国、湋?等渠，分布在渭河的干支流上。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又开白渠引泾水灌田。另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可见，规模更小一些的灌溉工程当时还有很多。大量的开渠引水灌田，对振兴当时的农业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巩固汉王朝的封建政权，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农田灌溉耗水太多，也给黄河下游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2.人们生活用水量的大大增加

秦统一中国之后，曾大规模迁移人口充实关中和戍边屯垦。汉承秦制，继续推行移民政策，向关中和沿边地区迁移人口。粗略计算一下，秦汉期间先后移入关中和朔方、五原等郡以及湟水流域的人数约在220万以上，仅陕北黄土高原一地西汉末年的人口已超过了60万。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京都长安附近，密度约计每平方公里1000人。长安城中和近郊，有人推算人口约有四五十万^[13]，也有人认为鼎盛期的实际人口数可能在50万以上^[14]。人口的大量增加，耗水量也相应加大。以长安城为例，汉初以潏水为水源供水，后来随着城区范围扩大和人口增长，供水的压力不断加大，单靠潏水已不能满足，遂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另开昆明池，拦蓄交水、沣水，以缓解用水的紧张局面。

3.“与河争水”的严重后果

自然界的任何一条河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体，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同时也受到周边环境力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环境影响因素，诸如地貌、植被、气候等，河流的承载能力也各不相同，且各有一定的限度，超越了这一限度，就会不堪重负，就要产生灾害。在黄河的历史上，西汉中期以后发生在上中游地区的一场与河争水就曾引起过严重的后果。当时由于灌溉用水和众多人的生活用水，尤其在枯水季节仍不知节制，致使进入河道的水量显著减少，下游河川径流微弱，泥沙淤积加快，决溢之患加剧。

西汉末年，大司马史张戎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了问题存在的严重性，提出了缓解和解决问题的建议，但却未能受到重视。张戎，京都长安人，“习溉灌事”，是一个深懂农田水利业务的水利专家。张戎曾经指出，“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15]春夏之时，气候干燥，正是黄河的枯水之时，又是农作物需水较多的季节；此时争相引水灌田，使得下游水量锐减，流速缓慢，无力输送泥沙，河床淤积抬高，河患增多，沿岸人民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道出了由于人们与河争水给黄河带来的严重危机。张戎对河流流速与挟沙力之间的关系已有认识，因而提出了适时限制黄河上中游地区灌溉引水，从而为下游增水冲沙的建议。张戎认为，“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16]，所以他建议：“可各顺从其性，无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17]这是一个旨在调剂上下游合理用水的建议，它有利于恢复下游河道中常洪水的造床能力，提高水流的挟沙能力和河道生态的维护能力。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三、潘季驯的“弃缕守遥”

1.缕遥并用，来水攻沙

明代潘季驯，一生四次主持治河，“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是他在第三次主持治河时在前人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时黄河下游的形势是：“河复决崔镇，宿、沛、清、桃两岸多坏，黄河日淤垫，淮水为河所迫，徙而南”^[18]，横灌山阳、宝应、高邮等地；黄河、淮河、运河交会处的“清口”一带，河道淤积严重，而淮扬地区则一片泽国。一时治理意见出现分歧，有主张从疏浚海口入手的，有主张开老黄河故道的，有主张堵塞决口束水归槽的，还有主张导淮入江的。潘季驯认为，“沿河堤固，而崔镇口塞，则黄不旁决而冲漕力专；高家堰、朱家口塞，则淮不旁决而会黄力专；黄淮既合，自有控海之势。……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19]他力排众议，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大筑高家堰，“蓄清刷黄”的治理主张。潘季驯为实现这一主张，用了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修建了大量的工程：“筑高家堰堤六十余里，归仁集堤四十余里，柳浦湾堤东西七十余里，塞崔镇等决口百三十，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五万六千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百四十余里，建崔镇、徐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20]（参见下图）潘季驯经过一番努力，取得了如《明史·河渠志》所说的“高堰初筑，清口方畅，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的成效。

2.潘季驯何以“弃缕守遥”

潘季驯束水攻沙治河，遥堤与缕堤并用，“遥堤约拦水势，取其易守也，……缕堤拘束水流，取其冲刷也。”^[21]其用意是在于解决束水攻沙与宽河泄洪之间的矛盾。缕堤束水，逼河而修，河道泄洪断面因此缩窄，遇大洪水缕堤便遭冲决，而遥堤之作，正可以阻止洪水向外泛滥。然而，在实践中潘季驯发现，缕堤逼河虽有束水攻沙之效，却也惹出了新的麻烦：一是易遭冲决，增加修、守的任务；二是缕堤一经建立，缕、遥之间便迅速成为农耕区，种庄稼、起庐舍，不仅有碍于工程的管理养护，更为突出的是加大了防洪救灾的难度。对于前者，他曾有过多次的表述，如在《两河经略疏》中说：缕堤“夹河束水，窄狭尤甚，是使之速决耳。”在《河防险要》中说：“缕堤束水，必难恃以为安。”在《河工告成疏》中又说：“缕堤逼近河滨，束水太急，每遇伏秋，辄被冲决。”对于后者，他已觉察到缕堤、遥堤之间的居民广泛存在着只顾自己切身利益，愿守缕堤而不愿再守遥堤的倾向，即所谓“不念坚厚之遥堤可恃，而专力于滨河一线之缕。”^[22]

潘季驯发现缕堤存在的弊端之后，在认识上开始转化，由原来的遥、缕并重逐渐转化为只重遥堤，依靠遥堤束水归槽实现其刷沙的目的，不再积极修筑缕堤，甚而至于主张废除某些河段已有的缕堤。例如，北岸宿迁以下古城至清河一段，潘季驯的意见就是“亦应创筑遥堤一道，不必再议缕堤，徒费财力。”^[23]当他看到灵璧县双沟河段废去缕堤、专守遥堤之后，随即予以肯定，并称赞说：“弃缕守遥，固为得策。”^[24]就在他第四次主持治河行将离任的时候，仍然认为“却将一带缕堤相度地势开缺，放水内灌，……水进则沙随而入，沙淤则地随而高，二三年间地（滩）高于河，即有涨漫之水，岂能乘高攻实乎？缕堤有无，不足较矣。”^[25]关于滩区内的居民，潘季驯设想有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是全部永久迁出，另一种是暂时迁出，大汛过后再回归原处。即如他在《河防险要》中所说：“遥缕夹中居民及滨河居民，俱当谕以移居高阜处所，或结庐于遥堤之上。盖黄河伏秋盛涨之时，缕堤逼水，必难恃以为安。若水至而后避，则无及矣。即小民安土重迁，亦须谕以四月暂移，至九月复还故址。”

潘季驯的“弃缕守遥”，是他在事实教育面前认识到缕堤的存在弊多利少，并且目睹了破除缕堤洪水入滩、淤滩固堤的好处之后做出的选择。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尽管它已经过去了400多年，但联想今日的黄河下游深深感到仍有价值，仍有其可取之处。

四、历史是一面镜子

以上所述都是千百年以前发生的事，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非无用的陈迹，它是一面镜子，可供后人借鉴。今天之所以翻检黄河的这些陈年旧账，目的就在于探索历史经验，为谋求新的治黄决策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当今的黄河治理，在除害与兴利两个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下游堤防加高4次，取得了50余年不决口的巨大胜利；农田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1200万亩发展到目前的1.1亿亩；水力发电装机容量1113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401亿千瓦时；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营造林草11.5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入黄泥沙3亿吨左右。但由于长期以来黄河本体的生态用水被忽视，人们对黄河的索取已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承载能力，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且各方面的用水需求仍在不断加大。1949年全流域耗水仅为72.4亿立方米，1990年猛增至278.4亿立方米，到20世纪末已突破了300亿立方米。与河争水，黄河本体的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下游河道来水大大减少，由以往的400多亿立方米减少到200多亿立方米，甚至有时还不到200亿立方米。河道长时间小流量行水，1972年以后又有断流发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几乎是年年发生断流现象，其中1997年利津断面累计断流时间长达226天，大汛期仍断流26天。

下游滩区农业生产规模仍在扩大，生产堤依然存在，甚至抢占嫩滩地耕种的事也时有出现。下表为1985年与2003年滩区人口、耕地、村庄数字的比较，从中不难看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52万，耕地面积增加63万亩，村庄新增88个。滩区居民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展，正显示出人们与河争地、向黄河索取的力度仍在不断加大。

黄河在人力的多方干预下，流域生态系统呈现出整体恶化的趋势。下游河道淤积加快，悬河形势更加严峻，部分河段在生产堤约束之下已形成了二级悬河。更因长期小流量行水，主河槽严重萎缩，泄洪排沙能力显著降低。20世纪70年代以前，下游河道平滩流量为7000立方米每秒，80年代后期降至4000～6000立方米每秒，如今已降到了2000～4000立方米每秒。2002年7月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期间，高村附近漫滩时流量尚不到2000立方米每秒。现在小水也可以酿成大的灾难。2003年秋季的一场洪水，花园口水文站洪峰流量仅为2500立方米每秒，河南兰考至山东东明滩区被淹，损失惨重。淹没耕地35万亩，被洪水围困人口14.87万；南岸大堤偎水30公里，水深1～3米，最深处达5米；背河一侧渗水、管涌、脱坡等险情均有发生。

人类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走到了与大自然严重对立的地步，重新回归大自然已不可能完全做到。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只能依靠人类自己的醒悟，依靠人类在经验和教训面前约束自己的行为来缓和，从而与自然万物建立起新的和谐发展的关系。前不久，笔者阅读了《黄河下游二级悬河成因及治理对策》看到许多专家对于因人类干预所造成的黄河流域生态严重失衡的后果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表明，人们的认识已有了新的发展，并在治黄战略的总体思考方面有了新的转折。当人们在新形势迫促之下产生新的治河理念、进一步调整某些战略部署的时候，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人类自己的行为，考察一下历史，认真汲取已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有益的，原因是历史与现实往往有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国语·周语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2][4][5][6][8][9][11][12][15][16][17]《汉书·沟洫志》。周魁一等 《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中国书店，1990年1月。

[3]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载《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7] 叶青超主编《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0月。

[10]《汉书·武帝纪》，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编缩印本。

[13] 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

[14] 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12月。

[18][19][20]《明史·河渠志二》，周魁一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

[21]～[25]转引自郭涛《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思想与实践》，载《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