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明

20世纪以来随着美国、英国、德国高坝大库的陆续兴建，迅速奠定了水利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留学欧美的学生面对现代改造自然的强大技术能力，激发了变革中国传统水利技术的热情。他们中一些人成为我国现代水利的开创者。20世纪20年代初从德国留学归国的李仪祉先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重新翻检先生留下的著述，可以发现他的一生不仅致力于现代水利事业建设，而且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治水理论与实践有深入的研究，并从中汲取科学内涵。他的治水思想既包容了现代水利的科学内核，也同时闪烁着我国传统治水思想的智慧，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李仪祉先生在留学欧洲期间首先学习和研究中外治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中世纪治河者，迷信科学可以驾驭一切，惟水亦然，指之东则东，指之西则西，乃施之实际而无不失败者。”即盲目崇拜工程技术，以为在洪水面前凭借技术手段人类就取得了完全的自由是不现实的。他接着说：“于是继之者乃知人之才力究属有限，而人定胜天为弗可能之事也。”治水应该师法自然规律。但是，师法自然规律并非放弃人类改造自然的努力任水横流，“然所谓自然之论，非舍弃科学，乃正需科学以阐明自然，因乎自然以改良水道。所谓因自然无他，即孟子所谓水之道，即今人之所谓水之性也。因自然以治水，所谓由水之道。科学之研究愈切，则因乎自然者愈多，而愈能无所事也。”（1922年）可见李仪祉先生不赞成单纯凭借人之财力、物力、智力去挟制水力，而是主张人类社会进步的需求与自然的发展相协调。他对治水的宏观把握源于对中外治水历史的了解和尊重，来源于传统与现代兼容并蓄的开阔眼界。

李仪祉自始至终强调既要注重学习和研究先进的治水技术，也要注重现代技术与传统治水实践经验的结合。在委托德国水利泰斗恩格斯教授进行黄河下游河道的水工模型实验时，他提出对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的以缕堤束水攻沙，以遥堤约束洪水泛滥的理论进行验证实验。恩格斯事后回信说，经过实验，得出固定黄河中水位河槽的结论和潘季驯当年的做法一致，“依潘季驯原意，此项缕堤乃在寻常水位时作为固定河道之用者，似此之工事，这般之使用，其性质已不能以堤或坝视之，而应看作固定中水位河道之护岸工事…… 此点实非常合理。”（1934年）实验证明了４００年前潘季驯理论的科学性。加固堤防和险工以制导溜势的做法与今天黄河下游治理方略亦相仿佛。

治水除去需要了解和遵循自然规律之外，李仪祉先生还注意到应调整人类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的方面，重视规范大规模人类活动（如国土开发）以与洪水共处。兹举如下数例：

第一，李仪祉先生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盲目筑堤围垦的做法深恶痛绝，指出历史上，尤其是清末民国以来对于河湖滩地“任意圩垦，各自筑垸以保其私，或与水争地，妨碍洪水道路亦所不顾”，这是铸成今日治河难点的主要原因。他说：“余极力反对现时盲目筑堤之政策，明知河床之不能容，置之不问，而惟求堵塞严密。此固可邀功于一时，而后来必不可免之溃决泛滥谁负其责？”（1936年）表现出李仪祉先生卓识敏锐的眼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李仪祉先生对于防洪不仅注重研究洪水，而且注重研究水—人类—环境的关系。例如森林对防洪抗旱的作用，他在了解了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后，客观地评价说，森林对于减轻洪水威胁当然是有很大益处的，但“如果认为森林足以治河，足以防旱等语，任（普通）人言之，以作森林之鼓吹可也。惟不应屡出诸水功专家之口。”（1919年）

第三，李仪祉先生还积极主张制订水法，认为“水政之在一国最关重要，因其为民生所系，国脉所维也”。他指责“民国以来无所谓政治，尤无所谓水政。与水争地而贻后患，不之计也。”（1934年）他推动水利工程学会积极倡导统一水政工作，并成功地在1933年由内政部通过了《水利法草案初稿》，共13章124条。

第四，重视历史治河经验教训的总结。李仪祉先生在任河海大学教务长时，就开设了水利史课程。他积极主张收集和整理历史治水资料，认为：“史册所载、私家著述汗牛充栋，极为丰富…… 若不早日收集而整理之，则恐年久无存。”推动整理和出版《水利珍本丛书》。由于日寇入侵，这一丛书只出了9部，不得不告中断。

综上所述，李仪祉先生是基于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大系统、大时空观来把握治水的。当然对于传统水利的成就李仪祉先生绝非全盘肯定，而是采取科学和客观的态度。他指出“昔在科学未阐明时代，治水者亦同此目的。然而测验之术未精，治导之原理未明，是以耗多而功鲜”，他认为由于历史治水与今日治水面对的都是同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虽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背景不同，但是几千年治水实践中，“其名言谠论深合乎治理，可取者甚多。”他感慨对于历史治水的精要，后人并未深入研究，“无如后继者，或怠将忽视，或不知因时变通，人亡政息，良可慨已。”（1922年）

近十多年来频发大水和大旱，又重新激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应注重从主要依靠传统的工程治水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汪恕诚部长在２０００年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国古代先哲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是从属于自然界的，应与自然相和谐。但当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显著提高，有能力迅速将自然环境和物质转化为经济效益之后，就往往偏爱眼前利益忽略了所取得效益的由来和根本，演变为国家、地区、部门、集团竞相占用，甚至导致总体失控，进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他并举出滥垦、滥伐和围垦河湖等例证。部领导近年来所提出的治水新思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宏观把握上的观念创新，可以认为是李仪祉先生“综自然之论”治水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如今，科学技术已经进步到人类可以遨游太空，深入陆地和海洋，可以复制并进而培育新的物种。但是，在微观研究深入的同时，世界科技趋势也在向宏观研究扩展，加速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并由此带来新的突破。对传统的继承和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当是有效途径之一。今天，虽然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古代不能企及的。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再回顾历史，也总会有新的发现和理解。科学的发展非但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将历史的经验科学化，正是科学应当完成的重要课题。历史的发展没有止境。人们为丰富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我们水利界是否应当提倡从大禹到李仪祉都要研究与继承？治水历史本来就是先民们实践的客观反映，我们应勇敢地面对和真诚地尊重历史，尊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