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永刚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本文根据近500年来发生的重大水旱灾害年份的有关资料，分析研究了重大水旱灾害导致粮食变动的情况，与水旱灾害程度、救济方法、交通运输及抗灾能力等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水旱灾害；粮食价格；抗灾减灾

中图分类号：X43              文献标识码：B

粮食价格的影响因素很多，如人口增减、金融状态、粮食贸易、交通等。但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粮食供应的多少，其中年内粮食供应变化较常年有很大区别莫过于灾荒影响最为突出。大灾之年，若粮食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粮食价格自然高涨，特别是在交通不便、救济措施不力的旧中国。

1  重大水旱灾导致粮价上涨

历史上有关重大水旱灾对粮食价格影响的记录很多，如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陇西大旱饥，粟价由三百涨至三千，绝粜罢市，木皮食尽，夫妻父子相割啖，十死八九。”河北新城、定兴等地“大旱无麦，米大贵人相食”；十四年，遵化“春大饥，斗米一金。”到了清代，重大水旱灾年粮价的变化，彭信威在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清代有关时段年份的粮食价格，本文根据重大水旱灾年的发生次数，绘出关于粮食价格变动影响见图1。图1直观反映了重大水旱灾年粮食价格变动情况，并采用在某一时段内，水旱灾害发生次数乘10（为了使两条线接近，便于对比^[1]。原表粮价变化是每10年平均米价的变动值，本图1改为每30年的米价平均值）。

图1    清代水旱灾与粮价关系

从图1中可看出，一个总体的趋势是米价随重大水旱灾的多少而上下波动，当水旱灾次数增多时，米价会上升，而且上升幅度很大。

清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1721、1722）全国大旱，素以产米著称的江南水乡苏州市也因大旱灾导致粮价变化较大。苏州这两年连旱，旱涝级别都不下5级（按旱情程度划分为5个级别，5级最为严重），粮价受到了多年没有的大幅度向上波动。从表1中可看出这两年苏州市上号米价变动情况。

表1    1721-1722年苏州上号米粮价变动

时间	康熙六十年				康熙六十一年
	五月十二日	六月六日	七月八日	八月八日	二月二十一日	三月六日	四月八日	七月八日	八月六日
粮价（米石/银两）	0.97	0.97	0.98	1.1	1.05	1.2	1.2	1.25	1.2

资料来源：根据何泉达“康熙帝与米价”载《史林》1993年1期，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1976年中华书局版整理。

可见，重大水旱灾害，常导致粮价上涨，就连江浙一带也是如此。再如“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米价由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虽较前稍落，而每升不过十六、七文。”^[2]难怪台湾著名的全汉升研究员在“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一文中得出结论：“以苏州和扬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米价，在整个18世纪大约上涨了4倍以上。”^[3]

清代重大水旱灾影响下的广东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粮价变动情况见表2。广东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粮价与旱涝级别的相关关系如图2。

表2    广东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粮价变动情况

阶段	年份	年景	粮价记载	资料来源
Ⅰ	1756	丰年	“斗米钱七十文”	《琼山县志》李熙等，宣统三年
	1779	丰年	“谷一斗钱三十”	《灵山县志》刘运熙，民国三年
	1785	旱年	“冬饥，斗米二百钱”	《高要县志》何元等，[清]道光六年
	1786	旱年	“南海、番禺、广州旱，斗米五百钱” 顺德“旱，斗米二百钱，民多饿莩。” “大旱，冬饥，斗米二百二十钱” “大饥，斗米钱六百五、六十”  “秋旱，大饥，斗米钱至四百八十文” “大旱，斗米值六百文“  “斗米钱四百八十文”  “斗米钱四百二文”（以上平均444文）	《广州府志》，史澄，光绪五年 《顺德县志》郭汝诚，道光二十一年 《高明县志》蔡逢恩，光绪二十年 《英德县志》邓士芬，民国二十年 《连州志》单兴诗，清同治十年 《平远县志》欧阳莲，嘉庆二十五年 《阳山县志》朱汝珍，民国十七年 《阳春县志》陆向荣，清道光元年
	1787	旱年	“大旱，饥，米小升银三钱二分”  “十月大旱，大饥，斗米三百五十钱”  “复旱，大饥，斗米五百钱”  “大旱，斗米银一贯，人多饿死”  “大旱，斗米七百钱，野多饥莩，贫民祀先以野菜代饭”  “歉收，斗米四百文”  “春旱，大饥，斗米钱一千文”  “春旱，斗米千钱”（以上平均658文）	《三水县志》汪云任，嘉庆二十四年 《高明县志》 《东莞县志》 《新安县志》王崇熙，嘉庆二十四年 《龙门县志》邬庆时，民国二十五年 《阳江县志》胡玉春，道光二年 《潮阳县志》周垣重，清光绪十年 《大埔县志》温廷散，民国三十二年
	1788	丰年	“四月旱，大饥，斗米钱五百二十文” 高明，“斗米三百五十钱” “斗米六、七十钱”（ 以上平均310文）	《封川县志》，余瀚，道光三年 《高明县志》蔡逢恩，光绪二十年 《会同县志》陈述芹，嘉庆二十五年
Ⅱ	1842	丰年	“斗米钱百二、三十文”	《定安县志》王映斗，光绪四年
	1851	丰年	“每谷二石易银七钱”	《潮阳县志》周垣重，光绪十年，民国三十一年重印本
	1853	水年	“长年升米钱四十文”	《定安县志》王映斗，光绪四年
Ⅲ	1857	旱年	“斗米值钱七百” “斗米八百”  “升米百钱” “一斗钱一千八百文” “米每斗易钱一千二、三百文” “斗米银四钱” “斗米千钱” （有“斗米千钱”记载的有七个县） 以上共14个县，平均米价1072文/斗	《广东灾害史料》引《德庆县志》 《高明县志》蔡逢恩，二十年 《茂名县志》郑业崇，光绪十四年 《揭阳县续志》李星辉，光绪十六年 《潮阳县志》（同上） 《始兴县志》陈及时，民国十五年 《化州县志》澎步瀛，光绪十四年 罗定、英德、化州等县志
	1862	丰年	“斗谷价钱八、九十文”	《钦州志》陈德州，民国三十六年
	1863	丰年	“斗谷价钱八、九十文”	《定安县志》王映斗，光绪四年

注：每银七钱约换钱一千六百文，粮价为80文/斗（《中国度量衡史》吴承洛著，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图2    水旱灾与粮价相关图

为了表示图2的连续性，将分为3个从平年到灾年的过度段和2个粮价上涨阶段。由图2可看出，旱涝级别是2级时，粮价比较平稳，到1785年为4级偏旱时，粮价上升；到5级时，1786-1787年度，即大旱，粮价上升到最高值；当出现正常年或偏旱、偏涝时粮价缓慢下降；到1853年为1级涝粮价上升，滞后几个月达到最大值。然后随旱涝缓解，粮价逐渐下降。

光绪初年，北方大旱，全国受旱的5级站数，光绪二年为17个、三年为31个、四年为18个。光绪三年“太原米价2400-2500文”^[4]，光绪四年，山西省“大米每斗涨到3000至4000文，全省平均2982文左右，8月白面每斤100文，到10月每斤涨到125文”^[5]。而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每斗米价格是银四分”^[6]。表3表示山西绛县灾前与灾中每斗粮价的比较。

表3    山西绛县灾前、灾中粮价比较

种 类	灾前	灾中	灾中比灾前增长倍数
小米价格（文/斗）	400	3000	7.5
麦价格（文/斗）	300	2800	9.3

此表根据何汉威统计表整理，见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第16页。

灾荒未发生前，山西、河南的粮食，在很大的程度上，仰赖于陕西的供应。当这二省发生旱灾，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陕西的救济。粮食需求的增加，自然刺激粮价上涨。而陕西农民忽视未来本地也将发生大灾的可能性，便纷纷地将粮食出售给河南、山西；当旱灾蔓延到陕西时，该省如同山西河南两省一样，粮价急剧上涨。

光绪三年九月，河南小米每石以市斗190斤算，约合银4.2两，若以官斗140斤折算，则每石约银3.2两；高粱每石以市斗180斤算，约合银三两；换官斗130余斤折算，即银2.2两。但到光绪四年五月，受灾最重的豫北地区，小米每石即急涨至13.5两，高粱则飞涨至8两。山东、直隶两省粮价上涨也很快；天津粮价在光绪二年高梁每石3408文，到光绪三年上涨到6800文，上涨一倍，而小米每石由5112文涨到10000文，也上涨了约一倍^[7]。另外，在大旱灾影响下，粮价一旦上涨，在短时难以恢复，特别是像光绪初年的连续大旱，上涨的粮价几年后仍持续很高的价格。表4为北京粮价在灾前、后的情形。

           表4    光绪初年北京粮价在灾前、后的情形         单位：文/斤

时期	白米（京钱）	白面	杂货面	灾情描述
光绪二年春	280		100	旱灾引起“米价攀升”
三年十月	500	461.5	400	“米价贵，人饥”
四年初	580			“去年有饿死者”
五年初	480	600

资料来源：《申报》，1878年3月28日，第1815号，第1页，《京师钱米市价》；《畿辅通志》

粮价如此高昂，农民为了支付生活费用，灾区百姓只好把家产尽数变卖，换钱买粮风盛。

1942年河南大旱，“冬天小麦每斗八十元左右，到1943年涨到六百多元一斗，有的地方高到九百四十元一斗，高梁也由四百四十元一斗，涨到七百元一斗，小米六元四角一斤涨到十元一斤^[8]。一年的大旱，可波及以后几年的粮价，而且逐渐上涨。1934年甘陕灾区旱灾，不仅影响当年的粮价，而且一连导致灾后3-4年；如1936年甘肃省的小麦粮价每斤一月为4.3元，五月5.4元，到1937年一月上涨到10.5元，1938年一月为12.8元，五月13.9元。同是1934年的大旱，上海头号米价在年内则显得较缓慢的上涨趋势，“从六月末（每斤9.2元）起大约每3天上涨0.3元，到七月中达到最高12元”^[9]。与甘肃相比，米价没上涨过激的主要原因是：上海为避免米粮囤积和不法米商垄断，导致米市坚昂，产生人心浮动，政府采取了量情节制，不致使米价无限上涨，起到一定作用。再如民国十九年上海社会局限制米价，不得超过十六元，对稳定米价产生一定的效果。因为饥荒发生，正是农民籴米而食的当儿，米价昂贵，不但无利于农民，反而加重农民的负担，所以必加限制。这与“谷贱伤农”并不矛盾，谷贱伤农是指农村金融枯竭，无力支付农民售谷资金，强迫贩买的结果。同时，尤其在灾荒发生时，米价上涨的结果，农民丝毫无所神益，而米商、地主，反得乘机攫取利益。

2  重大水旱灾年米价上涨后转而下降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在水旱大灾年发生时，还有另一种现象，就是米价上涨后转而急剧下降。如1931年长江、淮河大水，上海粮市价格灾时短时间的上升，灾区上升时间略长一点，“从7、8月间水灾发生起，至10月末，灾区中食物、建材等价格逐渐涨高。”^[10]上海粮价有上升而幅度不大，在灾后又逐渐下降。如图3。

图3  1926-1932年上海米价变化图

资料来源：（中国最近物价统计图表）1923-1932，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出版1933年

米价上涨后转而下降的原因是：

第一，进口米相对较多。据记载，1927-1937年进口大米约为14627万担，小麦8553万担，面粉4454万担，棉花2441万担。11年间进口粮食为1846-1911年的48年间进口量的7.7倍。

这些输入品价格低廉，比如1930年。国产米平均每石为16.7元，洋米仅为9.75元”^[11]。有关粮食进口的情况见表5。

表5    1931-1934年进口粮食统计                  单位：担

年份	米	小麦	面粉	主要水旱灾区况
1931	10740810	22773424	4889275	长江、淮河大水
1932	21386444	15084723	6636658	松花江大水
1933	20053301	17716289	3236021	黄河流域水灾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缉第412页整理

第二，1931年江淮大水，灾区共死人422499口，死亡人口基数过大，加上逃离人口，对灾区粮食有一定缓解作用；

第三，1932年以后粮食丰收。如“从1932年以来，我国江西、湖南等省稻米丰收，但在洋米跌价倾销的打击下，则是谷贱伤农，丰收成灾！”^[12]，如表6反映了1930-1933年上海进口洋米与国产价格的情况，从表中看出，洋米价格比国米价格低约10%，这种内外粮食价格的差别，严重挫伤了我国农民对灾区粮食生产系统恢复的积极性。

表6    进口洋米与国产价格比较          单位：担/元

年份	国米全年平均价格	洋米全年平均价格	洋米与国米价格差
1930	10.6	9.75	0.92
1931	8.24	8.02	0.22
1932	7.39	6.55	0.84

资料来源：《民国价格表》第69页，贾秀岩等，中国物价出版杜，1992-5月

每遇重大水旱灾年，一有灾荒的苗头，市场上的投机势力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物价上涨。如1920年全国大旱，在夏初上海的米价开始猛涨，引起低工资收入阶层市民的一次恐慌和暴动。虽然市民对大旱灾有所警觉，但对于这种提前的暴涨，造成市民的骚乱，一般认为是旱灾的影响，而实际不然。“按工务局警务处的调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不法商人的投机牟利，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如以主要产米区的无锡为例，“1920年12月的存米比正常年度多两倍”^[13]，而米价1920年比1919年上海米价仍上涨，最高上涨率为7月达78.9%，6、7、8、9四个月平均上涨率为64.8%。

以上分析表明，有时候自然灾害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很迅猛，加之人们心理的影响，每当面临重大水旱灾害时，非人力所能抗衡，往往引起较为普遍的恐慌心理。加之旧社会人们抗衡水旱灾的心理素质普遍较差，无疑更加剧了经济恐慌。

3  以粮食为主的灾时两类物品价格的“剪刀差”

每当大的水旱灾发生，会出现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特别是粮食的价格。因为，象中国明清那样近似封闭经济的农业社会里，粮价的变动，足以代表一般物件的变动。同时也导致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下降，如土地等；这样，就会形成两类不同类物品的价格剪刀差。

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分析。1931年江淮大水后，各灾区的物品价格反应特别敏感，一类价格上涨，另一类价格下降，为了便于分析，把价格上涨的一类物品称为A类，价格下降的另一类物品称为B类。表7是水灾前后A、B两类物品价格变化情况。

表7  1931年江淮水灾前后A、B西类物品价格变化情况

省名	A类物品				B类物品
	谷类	燃料	利息	建筑材料	地价	役畜	工资
湖南	138	146	152	114	68	84	80
湖北	117	125	111	98	74	82	82
江西	117	118	101	123	74	74	77
皖南	121	148	128	127	67	75	81
皖北	124	142	141	112	51	49	86
苏南	104	126	112	105	79	83	81
苏北	117	133	161	106	61	59	71
平均	120	130	133	113	63	70	80
平均	124				71

资料来源：《金陵学报》1931年，二卷一期。此表根据金陵大学对1931年水灾的调查报告整理。

从表7看出，包括谷类、利息等为主的生活资料的A类物品灾后物价呈明显上升趋势，比灾前平均增长24%，建筑材料上涨33%；与此相反，B类物品主要以生产资料为主，价格明显下跌，平均下降了29%。如地价下降幅度最大达37%，造成这种原因，就在于灾害破坏了农业的基础自然再生产过程之后，又破坏了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料再生产，进而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威胁到劳动力的再生产，于是为了求取生存，为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灾民们就只能牺牲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大量变卖那些不能直接满足口腹之需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甚至出卖劳动力。

总之，每当大的水旱灾发生，会出现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涨，以粮食为主的灾时两类物品价格形成明显的“剪刀差”。

参考文献：

[1] 谢永刚，《中国近五百年重大水旱灾害研究》，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0

[2] 钱泳“旧闻·米价”，《履园丛话》卷一

[3]《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第491页，新亚研究所，1972年

[4]《曾忠襄公全集·奏议》卷6第17页，卷9第25页

[5] 何汉威《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第1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6] 卫天麟《周官荒政三日缓刑》，载《公报》，第11期，第118期

[7]《申报》1878年7月8日，第1917号

[8]《解放报》1943年4月11日

[9]“上海米价受酷热影响”载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五日《晨报》

[10]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学报》，民国二十一年二卷一期

[1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缉》科学出版社，1955年

[12]、[13] 贾秀岩等，《民国价格史》第26页，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5月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evere Floods and Droughts to Prices of Grain

Xie  Yonggang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and researches grain’s prices floated by severe floods and droughts，and its relation with flood and drought level，succor means，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and ability against nature disaster，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for severe floods and droughts occurred in recent 500 years.

Key words：flood and drought disaster；the price of grain；resisting and relieving nature disa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