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刘洋

一、水患与蝗灾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对蝗灾成灾原因的认识一直有所局限，对蝗灾与旱灾的关系了解得比较充分，而忽视了对蝗灾与水灾之间内在联系的研讨。本文截取唐至五代时期这一历史时段，对其间所发生的水灾与蝗灾的伴生关系进行阐述，以证明水灾是蝗灾的诱因之一。

关键词：唐代；五代；水灾；蝗灾

Relationships of Floods with grasshopper disasters of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drought with grasshopper has been fully explored, but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od and grasshopper has been ignored. Discussion is made on their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happening of flood and grasshopper disaster, tak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as examples. It is proved that flood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grasshopper disaster.

Key words: Tang Dynasty; Five Dynasties; flood disasters; grasshopper disaster

蝗灾是一种对农业社会影响程度极大的灾害，根据新、旧《唐书》以及《唐会要》和《五代会要》等资料的统计，从唐至五代的340多年里，共发生蝗灾45次，平均约7.6年一次。其中包括同一年中发生多次蝗灾和一次蝗灾持续时间横跨两年的情况。如果将同一年中的多次蝗灾按一年计算，灾情横跨两年的按两年计算，那么，按照年份来计算的话，共有42年有蝗灾发生，约占总年份的12%，平均约每8年爆发一次。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相比之下，唐及五代的蝗灾还不算十分严重，但是由于材料的不完整性与模糊性，唐、五代蝗灾的实际年次很难准确掌握。例如，史载：“大历中……时仍岁旱蝗”1，“仍岁”也就是连续多年，而具体年数则不得而知了。

过去，人们对蝗灾与旱灾的伴生情况认识得比较清楚，这在唐代史料中就有很明显的反映。诸如：“贞观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2；“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关中有蝗”3；开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4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却往往忽视了水患对蝗灾的重大影响。笔者在考察黄河、长江流域水患的同时注意到蝗灾与水患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联系。以下，笔者欲以唐、五代时期江、河流域内的蝗灾情况为主要对象，就蝗灾与水灾的连锁关系试作一番探讨。

就唐代蝗灾的发生地域而言，按开元十五道的行政区划，如果将同一年中发生于不同道的蝗灾各算一次的话，则可知：关内道4次，京畿道8次，河南道15次，都畿道8次，河东道5次，河北道14次，陇右道1次，淮南道4次，江南东道3次，江南西道1次，山南东道3次，山南西道1次，剑南道1次。由此可见，北方发生55次，南方发生13次，蝗灾在北方爆发的频率明显高于南方。若依当今行政区划，则北方蝗区主要是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境内，大致属于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主要发生在浙江、福建、四川、湖北和江西等省，大致以长江中上游流域为主。这些地区之所以易发蝗灾不仅是由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以及植被等条件所决定的，更是与当地的水患息息相关。

据生物学家研究指出：我国境内存在着三种蝗虫，即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和东亚飞蝗。西藏飞蝗顾名思义即分布于西藏地区，亚洲飞蝗分布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等地，东亚飞蝗则分布于其余地区。所以，有关史料中所反映的蝗灾应是东亚飞蝗的成灾情况。

东亚飞蝗的繁殖和发育要求日平均气温达到25℃以上的天数必须在35天以上。在冬季，如果日平均气温在–10℃以下超过20天，或在–15℃以下超过5天，则虫卵就无法安全过冬。隋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气温偏暖，竺可桢先生在他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将这一时期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并根据《酉阳杂俎》和李德裕《瑞桔赋》所记载的唐皇宫中桔树结果的情况，证明当时冬季气温一般不低于–8℃，因为桔树最低只能抵抗–8℃的低温。所以隋唐五代时期完全可以满足蝗卵过冬的温度要求。

蝗虫从卵经过蝻(蝗虫的幼虫)到最终发育为成虫一般需要60至200天时间，这称为一个生活周期或一个世代，简称一代。飞蝗大多在夏、秋两季发育成熟，夏蝗为第一代，秋蝗为第二代。贞观三年(629年)的灾情就是夏秋两代成蝗的典型例证，这一年的五月，“徐州蝗”；“秋，德戴廓等州蝗”。5一般说来，一年之中可发生一至两代，有时甚至可发生三、四代，所以也有春蝗与冬蝗的情况。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来看，明确载有爆发季节或月份的蝗灾共35次，其中春季3次，夏季16次，秋季15次，冬季1次。夏秋两季共有31次之多，占唐至五代蝗灾总次数的60％，而夏秋季节正是东亚大陆水旱灾害频发的时段,对蝗虫的繁殖极为有利。

蝗虫喜食芦苇、稗草、白茅、狗牙草及蒿类植物,此外还有在沿海地区混生的虾须草和海蓬子等。因此,适于东亚飞蝗繁殖发育的地区一般分布在海拔高度低于200米的平原、河谷及滨海、滨湖的低洼地带。马世骏等人在《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一书中将东亚飞蝗的分布区划分为四大类,即河泛蝗区、沿海蝗区、滨湖蝗区和内涝蝗区。6从这四个蝗区的名称上我们不难发现蝗虫的生长繁殖与土壤含水量的密切关系，事实上，研究已经证明：蝗卵的孵化要求土壤的含水量保持在8％－22％之间。蝗虫的成虫固然性喜高温、干旱，但幼蝻的成长则必须有相对湿润的环境，所以洪涝灾害过后，那些曾经受淹的地区往往就成为幼蝻的适生区，最适宜条件就是水灾之后继之以旱灾，这样既保证了温度也保证了湿度。

生物学上将飞蝗的发生地区划分为三类：1.发生基地，又称常年发生地，具有蝗虫孳生繁殖的最佳环境，蝗灾大规模爆发时即由此向外扩散迁移；2.一般发生地，又称适生区，有适于飞蝗繁殖的条件；3.临时发生地，也称蝗虫的扩散区或侵入区。蝗区的含义与范围主要指发生基地与适生区，但我国民间习惯将临时发生地也包括在内。

二、黄河流域蝗情

河泛蝗区主要是指河流两岸滩地和抛荒地。就唐代黄河流域河泛蝗区而言，主要包括位于黄河中下游沿岸的河北道魏州、博州、德州（即今河北大名，山东聊城、德州等地区）；河南道的滑州、濮州、齐州（即今河南濮阳，山东惠民南部等地区）；都畿道的河南府、陕州、虢州、郑州（即今河南洛阳、三门峡、郑州等地区）。其中陕、滑、魏、齐、博等州正是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决溢的重点地段。此外,都畿道境内，洛阳附近的黄河支流伊、洛、谷等水也时有泛溢。所以这里成为北方蝗灾最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在意料之外了。据记载，这里共有10个年份发生蝗灾,占全国蝗灾总年份的23.8％。其次是关中渭河沿岸的京兆府、同州、华州、岐州、陇州等地（即今陕西西安、渭南、宝鸡等地区），这一地区有8个年份发生蝗灾,占这一时期蝗灾总年份的19％。这些地区是唐代两次大规模蝗灾的重要发生地。第一次是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至开成五年(840年)，范围北至幽州、镇州(即今河北北部及西部)，南至陈州（即今河南周口地区），西至河中、陕虢（即今山西运城及河南三门峡地区），东至海。第二次是从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至咸通十年(869年)，这一次，东都及陕虢的灾情持续时间相当长，基本可以被认定为发生基地,向西扩展至京畿及其附近的同、华两州（即陕西西安及渭南地区），向南波及至淮南地区。

除以上两个地区以外，位于河东道南部的河中府(蒲州)和绛、泽、潞三州（即今山西运城、临汾、晋城、长治等地区）也属于河泛蝗区类型，这一片地区正好处于以潼关为顶点，以晋陕黄河和晋豫黄河为两条边的三角形区域内，西临京畿河泛蝗区，南临都畿河泛蝗区，东临河北道南部河泛蝗区，黄河的支流汾河与沁水又贯通其中，所以其特点是发生基地与扩散区相结合。

一般来说，春汛过后，干支流两岸州县在夏季即有可能发生夏蝗，如果前一年秋季发生河患，也会导致第二年春、夏时节爆发蝗灾，而如果河流在夏季发生泛滥则秋蝗爆发的可能性会更高。以下试举两例以证明河患与蝗灾之关系。其一：唐开成三年(838年)夏，“河决，侵郑、滑外城”7，当年秋，河南、河北即爆发大面积蝗灾，“草木叶皆尽”8。其二：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年)“九月，河决于滑州，一概东流……兖州、濮州界皆为水所漂溺。”9第二年，“四月，山东、河南、关西诸郡蝗害稼。”10

内涝蝗区多属地势低洼地区，易于积水。我国现存最大、最典型的内涝蝗区是鲁西南内涝区，相当于唐代河南道的曹州、郓州、宋州北部及兖州南部。这一地区因距河近，黄河决溢往往波及于此，以至形成内涝。例如：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四月，“郓州上言黄河水溢岸，阔三十里，东流（东流即进入兖州界内）。”11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六月，“滑州河决，浸汴、曹、单（唐末设单州，约为曹州东南、兖州西南、宋州东北一带）、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12正是这次河决使得原本在梁山以南的巨野泽因受黄水灌注而大幅扩张，将梁山纳入湖中，形成后来著名的梁山泊，可以说这是唐、五代时期最大规模的内涝，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也使其具有了滨湖蝗区的性质。因此，这一地区的蝗情较为严重。例如：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七月，郓、曹等州“皆言蝝生”13。第二年五月，兖、郓等州再次“奏蝝生”。14 “蝝”即是蝗虫的无翅幼虫。

三、长江流域蝗情

首先，关于唐、五代时期整个南方地区蝗灾情况的史料很少，一共只记载了八个年份的灾情。因此，具体到长江流域而言，其相关资料就更是奇缺。其中可以确定的地区有：山南西道的渠州（即今四川达县）；山南东道的邓、唐、荆、襄四州（即今河南南阳、泌阳及湖北荆州、襄阳等地区）；江南西道的洪州（即今江西南昌市）。按次数计算为四次。

就史料来看，长江流域的蝗区类型以河泛蝗区和滨湖蝗区为主，内涝蝗区无典型例证。

河泛蝗区主要包括长江支流巴水流域的渠州；汉水流域的邓、唐、襄等州以及濒临长江的荆州。例如：武宗会昌元年(841年)七月，“江南大水，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甚众”。15此后不久，“山南邓、唐等州蝗”。16邓、唐二州与襄、均两州接壤，离汉水干流距离很近。

滨湖蝗区主要是围绕于鄱阳湖周围的江州、洪州等地，这里曾爆发大面积蝗灾，如穆宗长庆三年(823年)秋，洪州“螟蝗害稼八万顷”。17

由以上所述及的蝗区可见，长江流域蝗灾以中游地区较为严重，正与这一时期长江流域水患的多发区相吻合。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决非偶然，水患与蝗灾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

结       语

综上所述，蝗灾与水灾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们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在一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水灾就会成为蝗灾的诱因，从这一角度来讲，蝗灾可以说是水灾的伴生性灾害。虽然水灾并不是蝗灾的唯一诱因，但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诱因。过去人们对蝗灾成因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基本上是将旱灾认定为主要条件，而忽视了水灾在其中所起到的催化剂作用。今天，如果我们能在夏、秋两季对水涝发生地区水退之后的情况进行及时监控的话，蝗灾发生几率是能够降低的。

1 《新唐书》卷162《韦夏卿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4995页。

2  同上，卷36《五行三》，第938页。

3  王溥：《唐会要》卷44，中华书局1955年6月第1版，第790页。

4 《旧唐书》卷3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1365页。

5 《新唐书》卷36《五行三》，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938页。

6  关于蝗虫的知识，见郭郛、陈永林、卢宝廉：《中国飞蝗生物学》，山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马世骏等：       《中国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7 《新唐书》卷36《五行三》，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第934页。

8  同上，第939页。

9 《旧五代史》卷141《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第1883页。

10 王溥：《五代会要》卷11，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26年3月初版，第139页。

11  同9，第1882页。

12 《资治通鉴》卷284“齐王开运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第9273页。

13  同10，第140页。

14  同上

15 《新唐书》卷36《五行三》，第934页。

16  同上，第940页。

17 《新唐书》卷36《五行三》，第939页。

（该文原载《中国水利》2006年第18期，p52－p53，下转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