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
长江亦名“江水”，或简称“江”，干流所经因其地又有别称。江水上源金沙江经青海、西藏、云南，至四川为 “川江”。川江纳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诸水，抵巴东，过三峡至宜昌，自此以上为上游。江水上游所经多为高山峡谷或丘陵，防洪之重惟江水支流岷江而已。相传禹时“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①] 是为长江防洪之肇始。时蜀以岷江流域为腹地，其疆域北依岷山，南至金沙江，西接邛崃。其地富庶，其民繁盛。蜀依山筑城，傍水而居，几易其都，皆缘于洪水毁城。[②] 及至秦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至此岷江分派而流经成都平原，诸河既为输水之渠，亦为行洪之河。有清一代江水上游动帑岁修堤防之官工，惟成都之府河并南河堤工。
江水至宜昌出三峡峡谷流入中下游平原。干流经湖北荆州江陵至湖南岳阳城陵矶为荆江。荆江河道蜿蜒曲折，贯穿于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之间，南北岸历来号称有“九穴十三口”，[③] 汛期洪水经穴口入于南北诸湖停潴蓄滞，水退遂归于江。宋以降长江中下游大兴圩垸，滨江环湖滩地逐渐垦殖成田，江湖沟通之穴口渐次淤废，所余惟南入洞庭数口。至于清代江湖围垦更甚，洞庭湖区垸田比比相连。由是，江汉平原蓄水之区大减，防洪之重甚于前代。
长江防洪以中游为最，中游支流诸水防洪又以汉江下游为最，江汉平原汛期受江汉洪水夹击，唯恃堤防为命。次之者洞庭水系湘资沅澧四水、鄱阳水系赣抚信饶修五河。汉江发源秦岭南麓，经陕西汉中，至河南南阳纳丹江、唐白等河，经湖北襄阳、樊城、钟祥、潜江、沔阳、汉川至汉阳入长江。汉江至襄阳以下名“襄河”、“襄江”或“沔水”。汉江防洪始于西汉。其时汉中、南郡为人口密集，农商繁茂之区，樊城、襄阳皆筑堤护城。至明末汉川以上沿江堤防渐次形成。[④]清代汉江堵口之役频频兴工。沿岸最险莫如钟祥沙洋，而沙洋之险又以水府庙、郑家潭等处为甚。汉江堤防但有溃决，则洪水横流于安陆、荆州两府二十余县，渍涝积水经年不消。
湖南湘、资、沅、澧四水入于洞庭湖，江西赣、抚、信、饶、修五河汇入鄱阳湖，两湖是长江洪水蓄滞区，中下游调整洪峰的关键场所。宋以来，人口加增，河湖滩地纷纷筑圩垦殖成田，以致汛期洪峰过境动辄淹浸，而水退当年大多有收。因此，明清洞庭、鄱阳垸田之盛似于唐宋太湖及江东筑圩围垦。
江西湖口以下是为长江下游，至此河道开阔，容泄能力大增。沿岸有安徽广济、同仁、马华，江苏江都、南通等处险工。长江北岸江都瓜州、江南南京镇江为大运河穿江运口，为漕运所系而成防洪重点。
清代长江河工集前代之大成，险工段并城防大堤以砌石堤为多，规模甚于前代。每年五至八月间为江水 “汛期”。洪水水情因季节有所不同，分别称春汛、夏汛和秋汛。倘遇江水并诸水大溢，江湖沿岸淹没可至数省数百县，受淹时间长至二三月。长江防洪重在汛期堤防修守。清代长江修守之制堪称完备，然堤防溃决，水灾频发甚于前代。宋代有“苏湖熟，天下足”，明清则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防洪及治江遂为清代水利之重。
顺治七年（1650），江水大涨。是年，重筑湖北监利黄师堤、骆家湾堤、蒲家台堤。监利县当江湖相会之江北，地势平衍，防江水北溃及洞庭泛涨，舍堤防而无他策。明嘉靖时江堤屡决屡修，明末尽圮。自此荆江堤防渐次修复。
十一年（1654），荆江万城堤决，洪水淹没荆州城。是年冬，修万城堤。因堤扼荆州城上游，故有谚语：“水来打破万城堤，荆州便是养鱼池”。[⑤]
十二年（1655），修荆门汉江之沙洋堤及曾家湾、水庙湾堤。 是役，荆门、江陵、监利、潜江、沔阳各出夫役。工完，定修守之制：“受利害之处，每田一百二十亩派夫一名，共额夫一千零八名，为春秋加帮之役。”[⑥]
康熙三年（1664），荆江北岸江陵郝穴堤决，洪水北流，泛滥于沙市、潜江间。郝穴堤又名新开堤，在江陵城东一百二十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堵塞后其上筑堤，荆江大堤最终连为一线。时郝穴堤段当江溜顶冲处，决溢频繁，为荆江大堤险工段。
十五年（1676）五月，郝穴堤溃。二十年（1681）七月，江陵黄滩堤决。次年六月，黄滩堤再决，堤防所防之区，冲荡漂流。[⑦] 黄滩堤，亦作黄潭堤，在江陵县东南二十余里。黄滩决则江陵、潜江、监利、沔阳、荆门皆被洪水。时溃堤多在荆江北岸，江汉平原诸城屡遭淹城之灾。
五十四年（1715），江都江水主溜北趋，瓜州花园港发生崩岸，[⑧] 石工马头及息浪庵庙宇被江水冲坍，危及瓜州运河水道及城垣。
是年，准动帑兴修江岸一应护岸工程。次年，筑江都瓜州花园港息浪庵埽工、三官庙至瓜洲四闸护滩堤，疏浚江都绕城河一千零三十一丈。五十七年、五十八年，连年开挑瓜州城西月河共二百丈。开瓜洲花园港正人洲引河二道。正人洲为长江江心洲，江水至此主溜北趋直冲瓜州，江岸日渐坍塌，逼近城垣。开引河使上源之水，得以自江心洲生河直注，减其北冲之势。夹江大坝为自北岸至正人洲尾之拦潮坝，抛石下埽筑成，以阻江潮淘刷江岸，保护瓜城。康熙六十一年筑花园港西丘家挑水坝、龙王庙护埽工等。工完，江都设文武汛官河兵驻工监管，各工每年入岁抢修案内开销。
五十五年（1716），湖北、湖南兴修荆江及洞庭湖堤垸河道工程，拨帑银助米粮人工之费，共计银六万两。五十七年（1718）官修湖北及湖南堤防。湖北四万两，湖南二万五千两。两省堤垸例为民修，即按亩均摊工费，不足时拨官费补助。
五十八年（1719）四月，江西赣江土桥大堤修复完工。江堤正当袁江汇入赣江之处，在南昌府西南、临江府北，保护清江、丰城、高安三县田庐。康熙四十年被水冲决，决口长达二里，近堤广四十余里，长三十里范围内田亩约一千五百余顷地尽被水冲沙淤。十八年间堤毁地段不得兴修，灾民地因此不得复耕，屋不得居住。五十七年九月，堤防修复工程开工，本年四月工竣。九月江西巡抚白潢奏请制订例则，“倘地方官不随时保护以致冲决，此堤该管府县各罚俸一年，停其升转，赔修完日开复。如布政司徇庇不揭，巡抚讳隐不参，一并议处。”[⑨]
雍正五年（1727）二月，署湖广总督福敏建言动用耗羡银两，修筑荆江河工。不许。谕令称：“凡地方应修工程，于民生实有裨益者，即当动用帑金办理，不必取给于耗羡。但此处既系民堤，若修理之后，即算钦工，则凡遇随时补葺之处，小民不敢干涉。转致疎忽，且恐顽劣之民，恃有朝廷岁修之例，不肯用心防护，以致溃决，害及田庐，而民受其累，此等处皆当豫为筹及。荆州沿江堤岸，著动用帑金，遴委贤员，监督修理，修成之后，仍算民堤，令百姓加意防护，随时补葺，俾得永受其益。” [⑩]
六年（1728），发帑银修荆江南岸公安大堤。堤东起江陵，经公安抵石首，长一百里。荆江自江陵尹家场入公安境，下至石首杨林工，为南北向大弯，其间险工林立，有雷胜文湾、窑头铺、艾家堰、竹林寺、二圣寺、江池湖、狭堤渊、沙堤铺、新渊堤、郭家渊、施家渊诸堤，凡十一处，尤为要害。虎渡河自江陵李家口分流经公安县城东南入洞庭，江陵、松滋之堤溃，则公安先受其灾。公安之堤完固，下游石首、安乡、华容俱受其庇。
是年，荆江两岸堤防、黄滩等六处险工，每堤百丈，设圩长一名，圩甲二名，圩役五名，督率附近居民看守，遇有蚁穴獾洞，即为填补。再于江工险要之处，一例下桩木，编槿条竹笆护滩。又题准楚省江堤，有勒索业户、包揽夫土者，照河工包折闸夫溜夫之例，分别治罪。
七年（1729），发帑银修湘阴县堤垸。湘阴居洞庭之滨，地势最低，其南为湘水，其西为资水、沅水入洞庭之口，汛期三面洪水夹击。及清其地生齿日繁，土田日广。县南至西有十七围垸，日久残缺，民力不能任，发帑修筑。各垸出水积水之区，有港有塘有闸，港设则水道出，塘立则沟分，闸立则时启闭而蓄泄之，兼资灌溉。是年，奏准兴修武昌沿江堤防，长一千三百十九丈五尺，护岸六百八十八丈，限三年次第修理。覆准川省都江堤堰，嗣后伏汛，遇有抢修工程，该督先将应修缘由报部，所需工料银，入岁修案内造册题销，如有侵蚀捏报者，该督即行指参。
是年，准岁征湖粮三千石为荆门汉江沙洋大堤岁修工费。时湖粮每石输银一钱，计岁修工费银三百两以为定制。[11] 武昌、荆州、襄阳三道各加兼理水利衔，统辖武昌等府同知、州同、县丞、主簿等官，如有防护不力，修工怠玩者，该道揭参。该道徇隐不揭，该督抚一并题参。又江西九江府同知给江防衔，管理防汛及津渡事务。荆江及武昌、九江段沿江防汛并堤防维护之制自此大致完备。[12] 八年（1730）瓜州正人洲引河再次兴工并加筑夹江大坝。其引河下尾汇流之处，开五公滩支河，用铁篦子混江龙器具疏浚。次年年底用桩埽，建筑挑水坝，以御外溜。同时，仿照江海塘岸之法，用木櫃装载石块，深埋地底，以护瓜州城垣基址。自此日引日深，江势北趋溜缓，瓜州花园港河岸大抵稳固。瓜州崩岸治理自康熙末年至此已历时十五年矣。
十二年（1734），瓜州镇江间江水主溜南趋，刷去江南京口迤北之谈家洲，南岸坍塌直逼京口。抛填碎石，下埽固护。次年，四月江南镇江京口新河口江岸坍塌长一里有余，进深八九十丈不等，沿江民房，塌卸三百余间。时江防厅属之江工，江北有瓜洲花园港、胡家门、查子港，江南有镇江、京口等工，均系崩岸，逼近城垣。所兴之工有堤防、抛石、桩埽等护岸，或石矶挑溜、切滩之工。江南河工每年岁修、抢修，共销帑银三十余万两至四十万两不等。
乾隆元年（1736），凡江工石料画一于本年霜降后题估，工完之后据实核销始为定制。
是年，江督高斌浚朱家山河江苏江浦段尾闾，并建束水二闸。朱家山在安徽全椒县境内，滁河经安徽滁县、和县、含山、全椒，江苏江浦、六合，至瓜州西入长江，沿程接纳汊河、沙河等山溪。滁河山洪时有陡涨，南冲江北圩田，江北七县频繁被水。朱家山河为滁河之通江行洪水道，自滁河张家堡汊河处分出，东南至浦口入江。前明屡开朱家山河，未得通流。至是循明朱家山河遗迹，浚疏入江之通道，首尾建闸二。浚后不数年即塞。
是年，湖南长沙、岳州、常德三府属之湘阴、益阳、巴陵、华容、澧州、安乡、武陵、龙阳、沅江九州县滨江及洞庭湖堤防加高培厚陆续告竣，历年溃口俱已堵塞。
二年（1737）议准湖北沔阳州属汉江及长江两江大堤，计三万一千九百三十余丈，东西南三方堤工归水利州同管理。令州判分驻仙桃镇，就近管理，凡有应修工程，按期督修。
武昌城西南适当江汉汇合之处，每遇暴涨，骇浪洪涛，吞啮城堞。唐宋始筑长堤，元明每加修治。堤巨石修砌，以松桩护基，灌熔铁以锢。铸犀牛于堤上以镇洪水。三年（1738）准武昌一带，江塘护岸加高二层。又议准汉阳府江岸石堤，自西关小马头至东关上马头，建筑正岸堤防二百六十七丈，护岸亦如之。城南张王矶，加筑二层护岸三十丈，以为保障。[13] 此次大修武昌堤防自望山门外王惠桥，至武胜门外土城矶止，正岸绵互一千三百一十九丈五尺，护岸一百八十八丈，通计正护两岸二千余丈，用银十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七两九钱，动用湖北藩库现存商捐银。次年，又筑武昌江岸荞麦湾月堤二百九十五丈。于老堤内筑月堤，先于根底密钉排桩填筑，以固其址。荞麦湾紧临长江，在武昌西南保安门外，原有长二十五里老堤一道，外防江涨，内卫民田。乾隆初江流冲激，日渐崩坍。此后，荞麦湾堤渐次增高培厚，成为武昌防洪重要保障。
七年（1742）巡抚许容修华容县蔡田、安津二垸，合二垸为一。华容县北临长江，南接洞庭。县境内环土为垸，凡四十八。垸大而要害者，有官垸、涛湖、安津、蔡田四垸，各周回四十余里，县赋半出其中。乾隆五年南北洪水夹击，蔡田、安津垸溃，至是修复。
八年（1743）筑沙洋堤郑家潭、水府庙等处月堤。沙洋堤频年溃口决堤，堵口之工年复一年，筑月堤以护卫正堤。
九年（1744）十一月，总督鄂弥达奏湖广水利事，称江汉二水皆不可疏。先是，御史张汉上疏“请疏通江汉水利”。称洞庭居江之南，湖水倘增一寸，不觉其涨，而江水即可减四五尺。建言于长江两岸恢复通江穴口。即江南疏通采穴口，使之与虎渡口合流；疏通杨林市，与调弦合流，以增加江水入湖水量。江北则复郝穴，使江水东注，而黄潭堤不筑自固；复庞公渡，以减缓监利防洪压力。于汉江则复操家口等支流故道以达五通口入于江，以缓天门、汉川滞涝。鄂弥达奏称江汉之间田园庐墓棋布星罗，若欲掘地成河，势必废除已筑旧堤，又增无数新堤。而田地庐舍为墟，人民失所，岂容轻议。至于监利庞公渡，明天启时曾经开通，后因江水向北泛溢，于顺治七年堵塞。而汉水操家口等距五通口长八九百里，中间灯火万家，田畴弥望，若开河泄流，势将千万顷良田沦为河流经行之道，此后两岸堤防之费殆不可以百万计。鄂弥达言：治水之法，有不可与水争地者，所以祛民患也；有不能弃地就水者，所以从民便也。其江边湖岸未开之隙地，须严禁私筑小垸，俾水有所汇，以缓其流，所谓不可争者也。其倚江傍湖已辟之沃壤，须加谨防护堤塍，俾民有所依，以资其生，所谓不能弃者也。其各属迎溜顶冲处，长堤连接，责令每岁增高培厚，寓疏浚于壅筑之中。[14] 鄂弥达以为张汉所奏俱无庸议。允准。
准动拨府库军需积贮银五千两，交襄属商民生息，以备岁修。先是，襄阳府汉江老龙石堤长十里，并有子堤重重护卫。乾隆初子堤已多坍裂，汉江逼近府城。每年随赋额征岁修银三百两，实不敷用。又准汉阳汉江堤防动支江工节省银三千两，交江夏、汉阳营运取息，遇有坍塌，即饬估修。又议准武汉江堤两处大工，动拨银四万两，交商营运取息，以备次第兴举。至此江汉重要险工岁修工费始有定数。[15]
是年，议准安陆府黄蓬山同知，改驻荆门州沙洋地方；丽阳司巡检改驻潛江县，与主簿分地管理；天门县县丞改驻兵家口；钟祥县县丞改驻石牌；沔阳州东西南三方大堤州，东令沙镇巡检，州南令锅镇巡检，州西令州同分管；天门县之牛蹄河令乾镇巡检专管。以重汉江防汛专守责成。
十一年（1746）时湖广总督鄂弥达于武昌望山门外江口建石闸，依时启闭，外防江涨，以免冲淹；内蓄湖水，以备旱潦。十余年持续修筑，武昌城防工程大备矣。
十二年（1747）议准：自本年秋冬始，湖南省滨湖州县凡险要堤工。三年内加厚二尺。加高三尺；各处堤堰栽柳树以挡风浪。每堤种柳若干册报稽考。堤上严禁纵放牛马及居民侵损；又永禁洞庭各属滨湖荒地筑堤垦田。[16]
次年二月，湖北巡抚彭树葵奉旨稽查湖北荆襄私筑圩垸侵占湖河滩地。奏称：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有余里，一遇异涨，必藉余地以资容纳。现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调弦、黄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当汛涨时稍杀其势。至汉水，由大泽口分派入荆。夏秋汛涨又上承荆门、当阳诸山之水汇入长湖，下达潜、监，弥漫无际。所恃以为蓄泄者，譬诸一人之身。江邑之长湖、桑湖、红马、白鹭等湖，胸膈也。潜、监、沔阳诸湖下达沌口，尾闾也。其间潆回盘折之支河、港汊，则四肢血脉也。胸膈欲其宽，尾闾欲其通，四肢欲其周流无滞。无如三襄之水性浊多沙，最易淤积，有力者因之取利如鹜，始则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继则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在小民计图谋生，惟恐不广。而不知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17] 因建言为不使将来堤垸增多，应先查实现有垸数，嗣后即以此次所查为定数，此外永不许私增，并令该管道员每年出巡时，按册稽查有无增添，以此为各州县考核依凭。获准。于冬春之际，湖北各州县查勘所属境内所有现垸数量、名称等，并查清造册，由本府核定后送各衙门存案。
二十九年（1764）七月六日瓜州江滩坍陷。塌岸与护城河相连，距瓜洲城十一二丈及三四丈不等。南京以下大江两岸地高于水，水由地中，向无堤岸，其江滩坍涨靡常，潮汐随时长落，原无冲漫民田之患。明时江水势多趋北岸，始疏挖江中沙洲，以导其流，以杀其势。从前滩势宽阔，离瓜州城数百丈以至一二千丈不等，迨后渐次坍塌逼近瓜州城。本朝设江防厅，驻工修守。正当坍江之时，河督高晋抵查勘，谋划保城之工，奏曰：“以数十丈宽之急溜深坑，即使多觅船只，多运石塊，齐力抛填，而石随浪淌，江水甚深，滩坡甚远，前石尚未抛足，后段又复坍塌，虚应故事，动则需银数万两，徒启工员冒销之端”。遂请大汛过后，即先抛石，石块出水后，再做防风护坡，稳固江滩。获准，谕旨称：“只可如此，与河争地已难，况与江乎。”[18]
是年，准江西丰城县临江堤防土堤次第改做石工。江西南昌府属丰城县滨临大江。近城一带尤为急溜顶冲，城池仓库，居民田庐，全仗大堤为之保障。该县堤工长八百一十余丈，岁修银一千四五百两，每年于驿盐道库盐规项下动用，堤防照例保固。
三十年（1765）湖广总督定长、湖北巡抚鄂宁奏请湖北汉川县汈汊垸废堤改粮。汉川县西北汈汊垸，有汈汊大湖并倒湾等十三小湖，陆湖环错其间。东西北三面长堤七千五百余丈，例系官督民修。垸内耕地低洼，农民惟以春收二麦，秋种杂粮为务。迨夏汛涨堤垸溃口时，农民多以捕鱼维持生计。然垸内尚有红粮三则田地，不属水乡渔粮，溃决之年照例报灾赈卹，并借帑修堤。即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次被水蠲免粮课而负担复筑之工。汈汊垸溃口之后抢筑困难，而无水之年岁修亦不易。因此奏请废汈汊垸堤不筑，免其粮课，使农民收麦捕鱼获自然之利，又择地而处无飘庐荡舍之虞。
是年，乾隆帝巡视江南，经行扬州，阅视瓜洲江工。
自康熙五十四年以来，瓜洲城外护滩抛石，岁费二三千金不等，填石所耗国库银竟成年例。三十五年（1770）闰五月，谕令称：“如果思保卫城垣，自当筹一劳永逸之计，若徒事补苴下策，岁复一岁，长此焉穷。至江水东坍西涨，其势靡常，非人力所能强御，设或侵至城根，不若将南面城墙，少收向内，较之水底无可考校之工，似为省力，以朕论之，积十年之虚费，以移城南角，亦不过二三万两，此司河者所当计及”。[19] 六月，高晋、李宏奉旨查勘瓜州护滩抛石工程。称近年连续填石护岸，江岸已经稳固，抛石之工年省一年，本年已经停办，后此不必岁岁加抛碎石。[20] 瓜州移城之论遂罢。
四十一年（1776）六月初十日，瓜洲江岸坍塌约长一百余丈，西南城墙塌去四十余丈。该管道厅沿江补筑堤工，运河得以恢复通行。
四十五年（1780）汉江钟祥、潜江各堤溃口。是年，筑钟祥县永兴观至保堤观月堤九百九十七丈。潜江自董家冶至镇龙山筑月堤一千八十六丈四尺。筑湖北省城汉阳门外护城石岸长一百三十五丈，高五尺。潜江县护城堤及湖北汉阳江堤停止按田征收岁修经费，嗣后岁修及守堤铺兵所需银两，在荆门州沙洋堤工筹备银利息内动支。潜江堤岁修拨银七百五十两，存安陆府库；汉江拨银五千两，发交汉阳典商承领，以一分五厘生息。
五十三年（1788）六月，荆襄二水夏汛泛涨，湖北、湖南沿江各县皆被水，其中汉阳、武昌，华容、安乡等县城被淹。二十日，万城堤中方城、上下鱼埠及玉路口溃口，江水直逼荆江府城，各城门下闸堵闭，加筑抢修护城各堤。后洪水冲溃城西门，遂即大北门、小北门及东门相继溃塌。城内水深丈余，满汉两城衙署、官私房屋、仓廒、监狱俱被淹没或毁于洪水，兵民人等城上、屋顶及树上逃生。1360余人死于洪水， 10 000多人城上搭棚居住。此外，驻防官兵所养马1200匹冲走，府监犯人88人全部走失。[21]
七月，于户部库内拨银二百万两，户部派出官员二人，径直送解荆州以应救灾之急。十二日颁发谕令，称“荆州城垣屡被水淹，因其地正当江水顶冲。不妨将城收小改建，将衙署移至高阜”。[22] 大学士阿桂奉旨前往荆州，查勘荆州被淹情形及是否改建城垣。寻阿桂覆奏称荆州城垣由来已久，不便轻议更张。又称荆州淹城之灾系荆江南泄通往洞庭之水路湮废，以致长江主溜北趋。主溜所变是因沙市江心洲-窖金洲近年增长迅速。随即窖金洲占垦被究，而府城移建之议遂罢。[23]
窖金洲在沙市南，距荆州城十里，明末清初时由于江势北趋，江心涨沙形成洲滩。窖金洲本为无主官地。雍正时地方官将洲地出卖给萧姓民人。萧姓族人占垦耕种后，为巩固洲滩于临水处种植芦苇落淤，致使洲滩稳定并渐次扩大。至此窖金洲已成约长八里，宽二里余江心洲。[24] 九月，以听任窖金洲占垦不报，并万城堤溃荆州城被淹时，监犯全部走失等由，将总督舒常革职，其余省府县该管各司及承修堤工各官分别治罪、著赔补工款。查抄萧姓族人家产，其承产人交解刑部，按律治罪。是月，湖广总督毕沅奏请于窖金洲对岸杨林洲筑建鸡嘴石坝，挑溜护卫城堤。获准。
五十四年，定《荆州临江堤塍岁修条款》。自此荆江堤防岁修改为省、府、道、县专管督办，各司经费征收、督工、验收之职。岁修经费、劳役等仍按亩征收。《条款》大略：一、荆宜施道、荆州府专管督办万城堤工岁修。工程在五百两以上者，岁修经费须报部核销。藩司于每年奏销后赴工地查验。总督及巡抚于每年春汛前，分年轮流前往查验。二、万城堤工沿用黄河、运河岁修工程定限保固制度。十年为保固期，限内冲溃者，承修、督修之员参处并追赔经费。三、堤顶、堤身应照规定丈尺，按年培补高厚。自万城堤工自得胜台至沙市西街头止，照此次被淹堤旁树屋水痕一律加高二尺。并依据地段地势，分别帮宽。自西街头至塘楼横堤，一律加筑土堰。以后按年岁修，以本年定之高厚丈尺为准。四、定岁修人夫数，不准克减工值。五、岁修经费按亩征收。每年由江陵县核定每亩征银数造册，随同粮赋摊征。六、公举绅耆专管土工费银钱收支。七、该管道府同知按年查看堤防石矶，如有损坏蛰矬，即详报勘验，纳入岁修堤工项下。八、窖金洲不许有人居住。洲上每年翻犁一次，随时铲刨芦根。其它新淤洲亦照此办理。九、严格汛期官民防守制。由各县同知经管各工守汛，各工设立卡房，每工设堤长四名，圩甲四名，令住卡房。水利官与堤长等巡查堤防，如有獾洞蚁穴即随时报修。汛期各卡备守水器具，昼夜防守。该道府同知与地方水利各官则巡查堤防，一有危险即督率人夫抢修子垸。水利各官防护不力，由该管道府查明参处。十、不许堤防上搭屋住堤。所有万城堤上现有房屋，概行拆去，居民迁移他处。十一、沙市西街头至东街尾止陆续让出地面，逐渐加宽加固堤防。其临街铺面房重建时，俱著报明地方官，如无碍堤防加固方许重建；堤外洲滩民堤，凡有碍行洪，概令拆毁。十二、限工段专人巡检堤工。自万城堤之逍遥湖至玉路口六十余里，责成江陵县丞看管。自玉路口至黄家场七十余里，由沙市巡检看管。以上堤段所添县丞，止令看管防汛，督夫照料。其岁修估计工程，并给发夫工价值等项，仍由同知督令董事经手，不许佐杂官干预。十三、由同知专管堤务者，必须驻扎堤所。中方城、李家埠等处择地修建衙署，令该同知驻扎，专心照料堤防。十四、府城各门堆土备汛。嗣后，荆州府城各城门附近预备堆土，以防洪水入城。地方官于大汛前查看，如有缺少即令堆补足用。[25]
是年，襄阳城迤北汉江老龙堤对面周家嘴坐湾，新长沙滩一处，大溜南趋危及襄阳城堤。五年后，将襄阳老龙石堤顶冲险要处普陀庵、头工嘴、二工嘴、黑龙庙碎石矶四座纳入官工。每年葺治需用银两，于荞麦湾堤工筹备银内，拨银五千两，交商承领营运，以一分五厘生息，为岁修及汛期修守之用。[26]
五十六年（1791）荆州万城堤、中方城、上渔埠，李家埠、中独阳、玉路口、杨林洲、黑窑厂、观音寺等九处顶冲坐湾，溜势内逼，各处险工堤防加筑挑溜石矶。并每处安设铁牛一具，以镇其流。
五十七年（1792）五月，瓜洲迴澜江岸崩岸，收进之土城塌卸十四丈。其城外江岸出入运口处已无路可通。八月，兴工另开新口，供漕船出入。靠岸牵道之外，一律抛填碎石，下埽以御风浪。
嘉庆元年（1796）汉江涨发，荆门堤防溃决。该处堤工为民堤，例应官督民修。因湖北白莲教事起，连年地方不靖，加之水灾频繁，此次堤工修复拨发工款，以工代赈。
嘉庆四年（1799）夏，汉江大水，荆门、潜江等处民堤溃口。三年后，始拨款堵口。是以嘉庆元年以来，汉江自钟祥、天门、京山、荆门、潜江、沔阳、汉川等州县堤防频繁决口，口宽自数十丈至数百丈不等，洪水泛滥动辄数县，而荆门、潜江正当溃口处，灾情最重。[27]
嘉庆十年（1791-1805）汉江钟祥、潜江二县堤工溃决。布政使台斐音禀请此为民修堤垸，无庸保固年限。不许。闰六月，谕令台斐音著交部严加议处，瑚图礼交部议处。嘉庆七年钟祥、潜江二处工程申请大修，斐瑚声明维修后保固十年。本年堤工溃决，瑚图礼不但请免追赔，并请此后永免保固，二人由此获罪。谕令嗣后官督民修之堤工，仍照旧遵守保固十年之规定，钟祥、潜江二县溃决堤工，在保固限内著所管官员追赔归款。
自乾隆五十三年万城堤溃口以来，江陵县一百余垸，监利县一百余垸，天门七十二垸，田亩尽淹于水底，十余年间渍涝不消。而汉江两岸汉阳、潜江、荆门等县也有被水田亩积年未涸。湖北江汉平原各州县民间连名具呈，或请兴工堵塞堤防溃口，疏导积水；或请减则豁粮不下数十起。十二年（1807）三月，湖广总督汪志伊奏请将湖北岸商匣费银两作为堵塞堤防决口、疏消积水之用。允准。本年兴工大修，得淮商捐银五十万两遂行举事。十五年（1810）湖北修复堤工及疏导积水等完竣，以余款十万两发商生息，以备不虞。[28]
道光元年（1821）襄阳汉江老龙堤溃决。督修道府各分赔二成，承修官赔修六成，共追缴银七千七百八十八两。次年，赔款一并给发承修。是年，疏浚开通汉江入长江泽口水道二十余里。泽口本系汉水分泄支流，在潜江境内下通沌口，上通田关河、长湖等处，正当汉水中路，乾隆末年逐渐淤塞。
三年(1823)，湖北江陵、公安、黄梅，安徽铜陵、无为、繁昌、芜湖、当涂，江西鄱阳、星子、都昌、建昌、德安、湖口、彭泽等沿江堤岸溃口。江苏省江宁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太仓各府州渍涝成灾，驿路间段被淹，圩堤冲破。被水各州县城垣坍塌，街市行船，仓监、衙署等被淹。
先是，御史陈硏奏请江汉堤防利弊及襄樊情形。据称潜江、天门、沔阳、汉川等州县居民沿河筑堤为垸，各垸业民轮年为堤头、圩长，每年催修垸堤。其各州县衙门佐贰为汛员，分管附近堤垸。汛期各村召集游夫相约沿堤巡防，遇险时则帮同乡民抢护。或值漫口，则催迫堤户堵塞。长此以往其中凶顽之徒，遇事生风，拆毁房屋，甚至启衅械斗。而各汛员名为上堤督修，实只收堤头、圩长规礼。对堤防岁修加高培厚及汛期巡防一概置之不问，以致官民各堤垸失修。十月，谕湖广总督李鸿宾等，严饬有堤垸州县，按照岁修工程督率汛员，逐段催修，务期一律完固。如有业户抗修及汛员收取规礼、贻误堤工等事立即惩办。[29]
四年(1824)九月，湖北汉江北岸王家营月堤冲溃。王家营堤为汉江险工，但有决口，京山、钟祥、汉川等十数县被灾。京山县知县方椿森即行革职，仍暂留署任，勒限迅速赔修。是年，被查安陆府知府、京山县知县等因督催各管堤垸岁修不力，摘去顶戴。
是年，修陕西石泉城防工程。石泉县城垣紧靠汉江之处向无设防，因城垣不断为洪水所冲，于南城一带江岸修筑护堤，因堤作城。并在城之西南江水北去处所，筑拦水坝一道。再开挑淤沙数十丈，引溜南趋，以资捍卫。
五年（1825）四月，御史贺熙龄上疏“请查濒湖私垸永禁私筑”，疏称各州县违禁私筑围垸多数已经复修。如湘阴之莲蓬寨、杨林寨本属乾隆年间御史陈弘谋奏明应刨毁私围之列，但此二围非但未毁，反而更名复修。其间或有上司或委员查勘，亦不了了之。[30] 乾隆二十八年时颁发禁洞庭湖私筑圩田谕令,至嘉庆七年时湖南巡抚马慧裕查勘长沙各州县，报私围垸共九十四处，而该省准存留者九十一处，刨毁者仅三处。规定所存留九十一处，此后如被冲溃，不准复修。[31] 然地方官并不肯究办私复私筑围垸，以致永禁之法不得实施。六月十一日颁发上谕：著李鸿宾、嵩孚即行遴委贤员，督同该地方官详悉查勘，除旧准存留围垸外，如有新筑围田，阻碍水道之处，即剀切晓谕，令其拆毁。并严饬该地方官，实力查禁。倘有受贿者允准恢复者，即行参办示惩。后此三年又颁禁筑围垸令。是以湖南私垸应毁之处依然未毁，而新增私围或于依山傍岸处所，先筑土埂播种杂粮，后因清查漏赋而获报纳粮田亩。以致借鱼草各课湖地报垦升科为词，私垸增筑年盛一年。[32]
六年(1826) 六月，沮漳大水，当阳逍遥湖堤被水冲决，直向荆州万城堤内灌注。荆州江陵得胜台以上民堤溃口。沮水源于湖北房县，漳水源于南漳县，沮水与漳水在荆门州西北合流，经当阳逍遥湖而达于荆江。此湖堤溃决而万城堤腹背俱受水。
七年(1827)十月，钦差陈若霖、姚祖同奉旨查勘王家营溃口。道光二、四、六等年，汉江安陆府京山县王家营堤工屡次溃口，下游各州县连年被灾，而天门尤当其冲。汉江王家营堤兴建于明代，二百余年间虽有溃决，但经堵口后，大多可维系多年。道光二年王家营溃决后，此处堤段竟年年溃口，年年兴工堵口。王家营溃口在汉江东岸，本年在京山县境内溃决口门长三百二十五丈；钟祥县境内口门长一百七十二丈。两处溃口中间有长二百七十余丈老堤，河心滩地占去河道大部。溃口后下游被水灾民恳请筑堤，上游则呈请废堤，称口门下游系汉江故道，废堤不修可免致与水争势。陈若霖、姚祖同查勘后建言：现在正河经行已二百余年，舍现河道而另寻二百年以前之故道，是为上游士民以邻为壑。且堤防修复原系引水归河，并非与水争地，不能听其泛滥四溢，以违顺水之性。胡李湾沙洲在下游，汉江至此只存四十余丈。以全江百余丈之水，遭其拦束，下壅上溃，理有固然。若乘势挑除沙块，俾江流去路通畅，似属因势利导之法。现已挑除胡李湾沙滩，先畅下游去路。将京邑已涸口门挽筑月堤，展宽水道。其钟祥口门，俟拦水坝筑就，即乘势堵闭。并在溃口处添筑石坝二道，护堤攻沙。惟仿黄河工程做法，势必巧营销算多报，几修踵添另案，流弊滋甚，断不可行。[33] 是年冬，总督嵩孚驻王家营堤工，修复工程于年内完竣。又开汉川县草庙口湖口水道。汉川县为汉江尾闾，受七州县湖河之水，新开水道以泄积潦。该排水工程借银九千九百七十余两，自道光八年秋后起，分限四年，于受益各户，摊征归款。[34]
八年(1828) 六月，准于汉江支流河南南阳白河及淅川丹江筑防洪堤坝。南阳白河北岸筑碎石磨盘等坝十六道，又土坝三道，用碎石抛护，估需工料银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零。淅川丹江东岸应筑磨盘坝十道。估需工料银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八两零。[35]
先是，湖北各卫守备经管所在各州县堤防，曰“军堤”。每年秋后水落，应修堤塍之时，各卫守备佥丁兑粮起运外，又督办军堤堤工岁修。其军堤屯头、堤长人等任意延宕，侵蚀土方，工程不能坚固。且军堤俱系滨江临河，一经汛涨漫溃，即致贻害民堤。是年，军堤岁修工程改归各州县就近经理，与民堤同时兴工报竣。并责成该州县暨汛员等，务每年汛水涨发抢护巡防。
九年（1829），湖北大涝。元明以来，江汉平原尽辟为田，汉江自襄阳至汉口千余里，两岸皆以大堤护卫，至于清代，汉江河床普遍淤高，两岸田畴倘有堤溃则如破缶，涝则如盂，渍涝经年不退。嘉庆以降，疏通汉江下游支河故道呼声日高。时魏源建言“因败为功”与 “因败制宜”以水治水二策，乘势恢复已经湮废支河陂泽。其说：“人与水争地为利，而欲水让地不为害，得乎？且古之治水者，但闻疏浚以深川，不闻曲防以壑邻。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右堤强则左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游伤。泐其势不逊其理，虽神禹不能为功。然今日而欲弃地予水，徙田墓庐舍邑里，决堤防以避之，固有所不能。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患在天者，人力无可如何。无已则惟有相其决口之成川者，因而留之，加浚深广，以复支河泄水之旧。庶因败为功之一策乎。患在人者，上游之开垦，亦无如何，惟乘下游圩垸之溃甚者，因而禁之，永不修复，以存陂泽潴水之旧，亦因败制宜之二策乎。弃少而扌求 多，事半而功倍，虽江汉之浅深，洲渚之亘袤，非人力所能排浚，而水无所壅，则其力自足以攻沙而深川也。是之谓以水治水。”[36]
十年(1830)五月，荆江南岸松滋县朱家埠，公安县许刘洲，下游监利县堤头等工段溃口。八月，江陵江南虎渡汛堤工漫溃，摘通判胡楷等顶戴。次年六月，松滋县陶家埠堤溃。次日复溃史家湾，决口洪流横亘四五里直下洞庭。至此，公安、监利、石首等处大堤溃口年甚一年，荆江主溜南趋日渐显现。荆江南堤溃口有淹毙人口情形，水淹之处半月并未消涸，居民支棚架席，露宿大堤。
十一年(1831) 六月，湖北江汉二十县被水。江苏沿江各县被水，上元、江宁、句容、高淳、江浦、六合、江都、仪征等县沿江被水各处，一片汪洋，仅存屋脊。镇江府署之丹徒、丹阳两县，滨江田庐，被水亦多。[37]
是年，南昌县借银一万二千一十两零、新建县银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六两零、进贤县银一千三百四十七两零，修复建昌、南昌、新建、进贤、鄱阳、星子、德化、德安各州县圩堤。圩堤本系民办之工，各该县近年连连被水，歉收之后，惟需费浩繁，民力未免拮据。是以借帑银以助修复之工。自此以后，借帑银修民堤事相沿成习。
十二年（1832）正月，荆江万城堤工始改归荆州府知府承办。[38] 九月，湖南巡抚吴荣光奏查办湖南省应毁禁堤圩折。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屡次查办湖南省洞庭湖环长沙、常德、岳州、澧州四府州民垸，并分别刨毁存留，申明不准报垦升科，以杜后患，立法极为周详。倘稽查稍懈，小民惟利是图，或将应毁禁修之堤，私行加筑。或于依山傍岸之处，任意垦田，堆砌土埂，播种杂粮。并因清查漏赋报升，借口应完鱼草各课，增筑私垸，据为己业。以致堤垸日增，水道日塞。上年湖水涨溢，武陵、龙阳等州县，同时被灾，实由于此。现在勘明除官民各垸，与水道无碍者，仍准留筑外，所有乾隆年间原定应毁私垸七十处，内湘阴县之莲篷寨等十三处，益阳县之杨泗垅，华容县之官涨垸，武陵县之盘陀障，龙阳县之六合障，沅江县之万福垸等共十八处未经全毁于水道尚有阻碍。已饬全行刨毁净尽，不准再行私筑。其余五十二处或已挖毁，或被冲刷，不复再修，并无私筑情事。又嘉庆年间，原定免毁禁修私垸九十六处。内长沙县丰兴埂，湘阴县之锡江山东、西二埂，益阳县之湖肚塘等，共五处，有碍水道已饬刨毁，其余九十一处，勘与册载丈尺相符，并无加筑复修情事，应仍作为免毁禁修。又道光七年，查出续增私垸一百四十三处。内长沙县之方家洲等二处，湘阴县之王家寨等二十处，益阳县之凤凰湖内苏家埂等三处，武陵县之左家障等四处，龙阳县之毛禹庄等五处，沅江县之文林垸等五处，澧州之陶金湖一处，安乡县之景港等三处，共四十三处，均与水道有碍，已饬刨毁。其余一百处系属依山傍港，远隔湖滨，且堤身低矮，并未圈筑成围，与全湖大局无涉，于各州县水道均无妨碍，应免刨毁。仍饬令随时查禁，不准私行加修。两江总督陶澍奏称本省道光八年九月议定章程，除崇明一县四面环海，有沙无田，课额仍循其旧。此外各属凡遇沙洲坍没，均令地方官随时勘明，详咨豁赋，不准留粮待补。如有新涨洲地一概归官，勘明定额招佃纳租，解司充课，以余息为地方水利津贴。嗣后械斗争洲之风顿息。而洲既归官，亦不致私垦碍公。自道光八年以后，新涨沙洲，循照奏定章程，分别归公佃租，多系种植菜、麦、棉花等物。其产植芦苇之洲甚少，应随时铲除禁种，此时实无阻遏水道之处。[39]
闰九月，以长沙一带围垦田地，宽其既往，严禁将来。令该抚即督饬滨临江汉各州县确查滩地之已升科者，毋许挽筑私垸。亦不准以洲滩子母相生再报，及私行占垦。其报坍滩地，确切勘明，只准豁量，不得拨补。洲地亦照此一律办理。嗣后查有续涨，及甫经淤出洲滩各地，概作官荒，永远禁止认种升科。[40]
八月，汉水溢。襄阳堤决，水入樊城。淹郧阳府、均州郡城，城内内公私庐舍，大半倾圮，湮没禾稼人畜无算。均州溢水入城，深七尺，低洼处积水丈许，民宅坍塌无算。光化县新镇堤崩塌无完址。汉川县溃口十三处。是年，黄梅县江岸坍塌，江堤内移二三里。至此黄梅江溜势情形大变。知县郑兰薰请帑数万，取土建长堤二十余里。此为江水中游干堤建设之始。次年，将贻误要工湖北松滋县之知县陶洽摘去顶戴，留工防汛；署江陵县事刘本澄因江陵县白庙溃口新筑月堤，复被冲溃，并抢护不力，摘去顶戴。松滋堤工所用工费一半官捐，一半民捐。因堵而复决，自不应再令民间捐办，令地方官赔筑。是以道光时，江汉防洪大堤岁修已经弊端丛生。江汉大堤历来岁修近堤取土，甚至偷挖堤脚。堤脚挖深一尺，则堤面即可少做一尺。年复一年，以致大堤日低一日，堤身单薄日甚一日。
十三年（1833年）十月湖广总督讷尔经额、湖北巡抚尹济源查勘江汉支河故道。十二月，湖南巡抚吴荣光查勘洞庭支河故道。先是，本年湖北二十九县被淹，拨银二十五万两赈济。陕西道监察御史朱逵吉上疏“湖北水利事宜，请疏浚支河以工代赈事”。疏称：闻近岁以来，沙涨浸增，支河益形淤塞，以致横流冲决。虽有堤防，难资捍御。建议于长江南岸疏采穴、虎渡、杨林市、宋穴、调弦诸口，疏通江水以达洞庭。江水势减，则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华容等处俱可安枕。于汉江北岸恢复钟祥县臼口、操家口、铁牛关、狮子口，天门县牛蹄支河，分流汉水北流，使洪水汇于三台、龙骨诸湖。汉水迂缓，可免逆流冲决之忧。然后于江水会，不致助江为暴。又疏浚江汉间潜江县大泽口故道并支港，使通其间白泥、赤野、斧头等湖，江汉通流则洪水可容可泄。又建议以工代赈救济灾户，即堤垸岁修之费亦可大加节省。[41] 疏入。先后经讷尔经额、尹济源、吴荣光等查勘。是年，仍岁修额定工段。疏浚支河与上下游利害相关，且工费短缺等因难以兴工。
十六年(1836)十月，湖北监利粮书张良佐偷决监利江堤，以致堤防溃决二十余丈，淹毛老等一百四十余垸，洪水所及沔阳、汉阳等处。[42]
十七年(1837)七月，湖广总督林则徐自汉阳溯汉江而上，经历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各州县，勘查汉江河道并将南北两岸堤工量明丈尺，分为最险、次险、平稳三项，以便汛期稽查防护。是以平稳堤段为河滩宽远，堤塍高厚者；次险段为滩窄溜近，而河形尚顺，堤虽单薄，而土性尚坚者；最险工段为迎溜顶冲，或对面沙嘴挺出，堤前嫩滩塌尽，以及土性沙松，屡筑屡溃之处。此为要工，逐年必须加培，大汛尤资守护。[43] 汉江堤工向无防汛抢险之资及汛期守堤之制，林则徐又于次年将典商局捐钱十万串发盐商生息，所获息钱作为汉江正堤防汛抢险之用，并设襄堤汛期修守制度。
十八年(1838) 长江北岸建同仁堤，计长一千九百余丈，同马大堤之肇始。上游自湖北黄梅窑下董家口起、德化，下游至宿松县康公堤止，地联三省。编立康乐和亲安平六字号，每亩承建堤二尺。和字号系梅邑专属，康乐、安平四号，系宿松专属，亲字号较长，又分九号，宿松承七个号，德化承五号与八号，共二百零五丈。宿松县境内又筑同仁护堤七千三百余丈，抵御堤北龙感湖水。
二十年(1840)正月林则徐、伍长华各降二级留任，系公罪例准抵销。先是，十九年九月林徐奏江汉安澜，恳请鼓励各员，后如所请降旨加恩。同年十月，湖广总督周天爵奏查看江汉防洪情形，并拟“疏堵疏章程六条”。其大略：
一 江水北岸宜筑江堤，而南岸不可普施。是江南近洞庭，水多去一分，则江患轻减一分。今之南岸湖荡沙濡之地，民皆占之为田，筑成私垸，阻遏水道。分江之流者，仅有虎渡口、调弦口二处而已。虎渡口在江南岸，与万城堤一涨一泄，相为表里。该堤不但保护荆郡，实系全楚安危。惟虎渡口出水多，则堤不吃重。不然则势如累卵。是以江之南岸，凡有通湖荡之处，皆不宜与水争地。缘石首以下，南岸多山，即有堤亦宜多设口门。
一、江汉平原湖渚溪河皆应筑废闸筑坝以洪水宜防宜泄。江北荆门襄郧所属数十州县，山水不入江与汉者，皆汇于江北岸之湖渚溪河，今瓦子、长湖、白鹭湖、洪湖渠道通连者皆是也。北岸于汉川、沔阳、监利、江陵于河湖相通处设立闸座，冬启夏闭，其法甚美。惜不度湖之广狭，又不专在下游。所制口门，宽不过七八尺、一丈不等。如大屋之盂，留一容指之口。冬月泄水无几，而夏汛续至，即须堵闭，固无济也。今易其闸门，改作滚坝。此北岸之洪水宜防宜泄者也。
一、汉江沿岸筑挑坝以护滩堤。汉江多有暗溜，挖刷根脚。又复挟沙带淤，多湾多滩，倍于大江。每遇汛涨，一日可长二丈许，加之江水并涨，则溃决易矣。治之之法，多为挑坝，宜施之于冬月水消之时。以旧船十余只分置汉川、沔阳、天门、京、潜诸岸处，载之以土，沉于上游将险之处，挑动溜势，以克淤沙。然后镶里草土，戗为挑坝，冲刷更为得力。至汉江堤工，其土性最为松浮，难于捍御风浪。非防风草坝，不能制其冲剥。非碎石堆砌，不能固其根脚。必于上游作长挑坝，撑水外出。迨险处生根，然后再为护堤护滩，方保无虞。[44]
是年，瓜洲江岸崩岸，延至运河纤道，沿岸水深自二三丈至五六丈。又议准凡江汉堤防无论官工、民工，一律予以固限。凡一切官民新工，限十年保固。岁修工段若止加高培厚，费至五千以上者，限三年保固。一有失事，除官工仍照旧例办理外，其岁修民工，将原办之地方官，与经修之首士，先摘去顶戴，责令各赔四分，验收之员赔二分。修竣之后，始准开复。[45]
是年夏，荆江南岸松滋县庞家湾堤溃；北岸荆州万城堤、监利县白螺汛、嘉鱼县江堤亦溃。而万城堤中方城、渔埠头、中独杨各有管涌，凡数十百处。漏孔围径二三寸扩至数丈。大堤通体横裂若干，旧子堤复圮二十余丈，旋筑旋陷，浑水突出如激箭。或曰泉脉也，或曰此蛟龙渊也。募人探得其实，下豆絮塞之。内渗绝，外筑始坚。汉阳府筑永丰堤，中建石闸，按时启闭，名永丰闸。堤外植杨柳数千株以护之。永丰堤在县志西北琴弹口，长五里，计六百丈有奇。高一丈三尺，堤面宽一丈五六尺，堤脚宽七八丈至十丈不等。绅商等捐款修筑。
二十二年(1842) 六月伏汛，荆州大堤两处溃口冲决，其一万城以上吴家桥水闸冲开，其二万城下十余里，上渔埠头大堤被水冲决，直冲郡城西门，荆州城府城四面间段坍塌二十九处。洪水入城，以致城垣、仓库、监狱，均被淹浸。承办堤工之知府，革职留任，勒限赔修。[46]
二十四年(1844)六七月间，荆州水涨，荆江李家埠溃口宽十数丈，将荆州城西门闸板冲断，水向城内灌注。界城冲倒，淹及满城，水势散漫数日水渐退出，城垣多有塌陷，官兵房间倒塌甚多。八月十七日，以荆州府李家埠老堤漫溃，郡城被淹情形。湖北石首知县罗珍、松滋两县知县陆锡璞，摘去顶戴。仍饬迅速勘估，集费兴工，勒限年内，一律完竣。如稍逾违，即著严行参办。九月，裕泰奏请全行刨毁李家埠淤洲之保障、古埂、谢家等三垸，并查明完课银数详请咨部豁免。获准。[47]
二十五年(1845)准捐修堤工之湖北荆州知府刘源浚等，加衔加级有差。开捐修堤工升叙风气之先。
二十八年(1848)七月，赣江大水，水愈自湖口西溢，南昌、丰城、新建、余干等县堤防溃决，圩堤之高者水深数尺，低者水深丈余。大村不惟减半，小村一扫无存，浮尸或散或连。连者多至一十七，死亡无由按数而稽。遗民号哭之声百数十里相接。九月，水始消。
七至八月江水横溢，溃黄梅县杨刘二口千余丈，不惟上年所修新堤冲溃无存，即村庄、民屋、民屯田地漂没殆尽。邑境之清江、姚二镇市从此就废。由于江岸坍塌，大堤又内移一二里。而荆江两岸堤大决口四：北岸监利堤决薛家潭，南岸堤决公安涂家港、松滋高家套及石首江堤，而小决口数十处。是后，王柏心提出“导江三议”，主张留四口，乘势疏浚，纵江水南入洞庭，北入洪湖，使洪水有所分，有所宿。又建议疏浚虎渡口，导江入洞庭，今后凡水所经行处，及所泛滥处皆除其粮额，其支堤民垸皆弃而不治。称若使大江经流自此趋南，是复神禹导江故迹，万世之长利也。即不能如此，但分江水大半南注洞庭，则水力已杀，不过捐弃二三百里有名无实田亩租赋，而北岸之荆州城、江陵、监利、潜江、沔阳、汉川、汉阳等皆可免冲决之患。[48] 终清之世，长江荆州至武昌段保北而舍南的防洪方略为议者所共识,而堤防冲决抢险堵筑之工亦重北而轻南。
二十九年（1849）七月，以堤防失修，玩视民瘼，黄梅县知县金崇城革职，署广济县事调补崇阳县知县福昌阿着交部议处，并分别赔修两县新修溃决工段。是年夏，湖北嘉鱼、监利等县江堤冲溃几尽。湖南龙阳县官私堤障尽溃，漂没民居无算。湖南湘阴县城内多通舟楫。江西德化县积雨，水浸街道，高齐屋檐，府县两署前，浮舟以济，淹毙者无数。湖口县大水入署，大堂深数尺。江西星子、鄱阳、余干数县大水，低乡水浸屋檐，砖墙多圮，并有连屋为水漂没者。城厢内外，居民率登楼避水，累日不能举火。十月水始消。[49]
道光时江汉连年大溢。其先鄂皖滨江耆老，以为未经见也。道光二十年以后频年大水，昔称所谓变，时遂以为常。时人赵仁基以为江之变非一日之变，治江应治其本，治江及治灾并举。其一：广湖潴以清其源，永禁私筑，已溃之垸，不许修复，勿复与水争地。其二，防横决以遏其流，为浚江、筑堤束水使深。治灾之计亦有二：曰移灾民以避水之来，是以筹度隙地，以置灾民，给予恒业，为转移灾民之术。曰豁田粮以核地之实，为核计洪水屡浸之顷亩，蠲免其课，停其灾赈，便民迁移。灾民渐少，赈赏可停。此裁制国用自然之势也。[50] 又有马徵麟著“长江图说”，以长江全河水土形势，究洪水为灾之源及治江方略。其说曰：“国朝自道光之末，漂溺殆无虚岁。又况陂泽尽为陇亩，即偶免水患，而旱魃灾之，民安所逃命乎。水之不能宽缓，而冲激震撼也，堤防侵削壅遏之为害也，固也。然非尽堤防壅遏之害也。所以致其壅遏者，亦有故矣。入江之水，为省八九，深山穷谷，石陵沙阜，悉垦辟以为尽地方也。夫天之阜民，山川原隰，各有其利。山之所利，在于竹木茶果，而不在于菽麦稻梁，此所贵于通功易事也。乃山居之民，莫不髡秃其山，烧薙而犁锄之。究其收成，殊为瘠薄。而土脉疏浮，沙石迸裂，随雨流注，逐波移转。其沙石之重者，近填溪谷。其泥滓之轻者，荡积而为洲渚，平湮湖泽，远塞江河。溪谷填，则近山之田亩受其漫压；江河塞，则近水之田亩遭其漂荡；湖泽湮，则既虞水溢，旋虑旱干。山民之所利甚微，而原隰膏腴之产，罹害何穷。夫围田之弊，贪其肥淤，而害及井牧。开山之弊，苦其硗瘠，而致废膏腴。围田者见利之在前，而不知害之在后也。开山者捐材木自然之利于己，而显贻耕凿之害于人。是故开山围田皆有例禁。而开山之禁，尤当致严于围田也”。由是马徵麟称治江应五者并举，使大川易泄，小川有所蓄。五者并举即禁开山，清其源；急疏浚，以畅其流；开穴口，以分其势。议割弃，以宽其地。修陂渠，以蓄其余。[51]
咸丰元年(1851)三月，贷帑银修筑湖南武陵、龙阳、沅江、安乡、湘阴、益阳、华容七县被水官民各圩堤垸围，共长二万八十二丈。五六月间大雨连旬，江汉湖河并涨。湖北黄陂、孝感、应城、沔阳、公安、江夏、汉阳、天门、江陵、蕲水、监利、武昌、枝江、京山、嘉鱼、石首、荆门、当阳、大冶、蒲圻二十州县田地被淹。又荆江南北两岸江陵、监利、公安、石首四县民堤多处溃口。江陵、监利、公安、石首等县知县、县丞人等交部照例议处。十二月，贷湖北公安、江陵、监利、石首、汉川五县修堤银，著湖北督抚严饬地方各官迅将溃口抢筑修复，妥善安抚被水居民。
二年(1852)六月，荆江大水。通湖诸河支堤漫溃，水势骤涨，南岸藕池溃口，由此刷深而成藕池口入湖水道。江陵、公安、石首民堤多处溃决。公安县因护城子堰抢护不及，洪水将县城西南角冲缺，衙署监仓均被淹没。又汉江大水，襄阳以下沿江十四州县被水。均州水溢入城，深六尺，坏民舍甚众。光化县船行至宝林寺。谷城县沿河民屋漂流殆尽。宜城县决护城堤，溃城垣一百五丈，圮小南门敌楼。钟祥县狮子口决、二三工漫溃一千六百七十余丈，漂没人畜无算。
五年(1855)三月，湖广总督官文令万城大堤以至监利之螺山一带南北沙洲，不准民人私行自挽月堤有阻江流。有挽者即行刨除，倘敢故违，即照违令例，正法示众。
是以咸丰二年汉江在钟祥漫溃一千六百七十余丈，钟祥、京山、潜江、汉川、应城、云梦、孝感、黄陂等县均受其害。嗣因武汉被围，未遑兼顾堵口。至咸丰七年已淹没六载，加之各县迭遭兵燹，不死于贼，即死于水。七年(1857年)湖北举人余奉慈等五十余人递 “请整治汉江堤防及河工呈”。安陆府天门县人张学清、杨体桩携呈状赴京。赴京途中行至定兴张学清患病而止，杨只身一人进京至都察院衙门递交呈状，恳请及早兴工封堵钟祥汉江大堤溃口。是年冬，兴工堵筑钟祥襄堤溃口，修复郝穴、龙二渊堤段石矶，并抛石护堤。至此，恢复官修。[52]
九年(1859) 四月，潜江县深河潭、黄汉垸等处堤溃。黄梅县江岸崩岸，杨家口至董家口一带势如裂帛，或一塌数十丈，或一塌百余丈。
十一年(1861)四月，湖广总督官文颁《押毁私垸示》，刻碑立于堤干。示曰：各该县士民人等知悉，迅将应毁之处，刻日刨毁净尽，永不许私筑培修。自示之后，倘有不法绅民藉端影射，违禁私筑培修，滋生事端。一经发觉，定即拿案，从严惩办。[53] 十二月，荆州府令江陵、当阳二县保障、古埂、谢家等垸民堤垸堤无庸修复。当阳、江陵二县保障、古埂、谢家等垸民堤与万城遥相对应，所辖上自堆金台起，下至万城堤止，计长十四里，内外离万城大堤七八里不等。[54]
同治三年(1864)修湖北江夏县城外滨江拦江堤。咸丰壬子兵燹以后，该堤自大王庙起，杨四矶上关帝庙止，中有倒堤缺口二十六处，并残缺各工。于竹木商捐款内动支。
四年（1865），曾国藩督南京守军疏浚南京城内秦淮河。
六年(1867)八月，汉江大水自均、光以迄汉川袤延千余里尽被淹没。襄阳、宜城、钟祥、潜江各有溃堤。是年，湖北巡抚曾国荃颁毁私垸令。称：“近年江河日渐淤高，源流本自不畅。各属无知业民惟图利己，往往于一垸一区私筑堤埂子垸，阻遏水势。每遇汛涨，来源既旺，消道梗阻，则横流冲激，必致溃决堤塍，以分其流。是各属垸堤，旋修旋溃，其害实由于此。更有不法之徒，因己垸积水难消，故将官民各堤盗决成口，以冀宣泄。罔顾堤内田舍，尽沉波底。桑田沧海，变生须臾，言之尤堪发指。亟应认真严禁私筑盗决。并令该州县于年终出具切实印结，通赉备案。”[55] 石首、江陵等县各奉毁私垸令平毁沿江私垸，并捉获违例筑垸为首人等。
七年（1868）汉口设置长江水位桩。[56] 是年扬子江最高水位四十九英尺，最低水位十英尺五。汉口水位桩之设置并水位之记录，为长江现代水文之肇始。
九年(1870) 六月，江水上游及中游大溢。川东江水陡涨数十丈。南充、合州、江北厅、巴县、长寿、涪州、忠州、酆都、万县、奉节、云阳、巫山等州县城垣衙署营汛民田庐舍多被冲淹，居民迁徙不及，亦有溺毙者。涪陵县淹及小东门，城不没者一版。又西门北门俱进水，城外民房被淹，几尽漂流者二百余间，大渡口及李渡溪镇俱于水至处刻其石，曰庚午大水涨至此。归州六月大水，坏民居无算。川江以下江汉间灾情亦重，湖北宜昌郡城内外，概被淹没，荆州南岸公安地方松滋溃口，华容县诸垸悉溃，舟行城中。湘阴县历年以此年大水为最，围堤无一存者。松滋、石首、监利、嘉鱼、咸宁、蒲圻、江夏。汉阳、黄梅被淹最重。汉江钟祥、荆门、京山、潜江、天门、沔阳、汉川、黄陂、孝感、云梦、应城各州县，均因各堤漫溃，田亩淹没，人民迁徙。[57] 荆江因松滋溃口，终成长江松滋入湖水道，自此形成荆江段四口分流入洞庭湖的形势，江北江汉平原防洪形势稍有疏解。七月，鄂赣皖间长江干堤同仁堤圮。江西德化县堤溃，流民甚众。鄱阳县五月久雨大水，月尽稍退。六月二十日后，江水逐日渐涨，至七月半后始定。
是年，汉口扬子江最高水位五十英尺五，最低水位零英尺二。为清长江水位最高记录。
十一年(1872)九月，布政使林方伯令平毁沔阳州小泽口河内杨林洲土坝，将倡首之人严拿到案。小泽口为汉江尾闾荆河分水口，同治九年沔阳州私筑杨林洲土坝以防汉江洪水入境，其上游安陆府诸县因行洪道受阻而有滞涝之患。安陆府与沔阳州因杨林洲土坝纷争历时三年始得平息。[58] 是年，汉江潜江县深河潭堤溃。水绕城，日夜防险。
十二年(1873)夏秋间，湖北松滋、石首二县溃堤。八月，毁石首县沿江私堤四五十里，应毁各垸田不再完纳课赋。次年三月，湖北荆州府知府、湖南澧州知州会勘荆州南岸毛杨尖溃口。称虎渡系南岸泄水故道，纵使上游溃口一律筑成，大汛一到，循堤直下，势必仍趋溃口，与新工争路。能否相敌尚无把握。是虎渡之通塞，又荆堤南北一大关键也。建言不必兴工堵塞毛杨尖溃口。获准。[59] 自是以后江水分流南入洞庭水量大增。
十三年（1874）六月，湖广总督李瀚章等查办湖北潜江县大泽口支河口沔阳严士连违禁擅筑私堤案。前因潜江之深河潭堤溃口，沔阳、江陵、监利等州县叠被水灾。沔阳、江陵、监利等州县乡民在该河口门内拦筑横堤，塞断河流。后汉江夏汛盛涨，该处私堤不待刨毁，而已被水冲决。李瀚章下令将为首严士连等并拿获。以违禁擅筑私堤，堵塞官河，按例罪分别处以斩决、杖刑或徒刑。
是年，湖广总督李瀚章颁严禁私挽洲垸示。示曰：自是之后，荆江南北两岸凡沿江私垸，有碍江流者，无论新旧概行平毁。果系远年古埂，僻处偏隅，听民安业。惟不得冒名旧册，擅行扩充。即如马厂淤滩，业经纳课。柴草豆麦取利颇多。亦不得打垱筑塍，以妨水路。倘敢仍前玩违，即由地方官拿案，照例从严惩办，决不姑息。[60]
是年，荆宜施道劝捐，修万城堤沙市刘大巷石岸。刘大巷对岸窖金洲挺峙江心，逼水北趋。每届虽有岁修，因堤塍内外皆属沙市民房吊楼，难以施工。且该堤外江内河，取土维艰，仅以碎石设法保护。年复一年，终属可虞。由江陵县传集沙市十三帮首士及地方绅衿捐资，筑大堤自沙市米厂河起至康家桥止内将老堤原土翻筑加增，层土层硪，以固根本。原堤身向外展放数尺，一律修建驳岸。外用尺宽尺厚大条石，层层铺砌，高与堤平。先抛大块毛石为脚，以出水为度。复间段排钉梅花桩。出水后即用三合土镶砌条石为面。码头则加用条石砌坎，以便商民起货。并于沿江新工栽砌石桩。以便船只湾泊。工竣后，仍于工头工尾，铁铸独角兽镇立其上。所需经费共银三万一千九百五十一两六钱八分。
光绪元年(1875)，湖广总督李瀚章定《湖北荆州堤防营章程八条》。自乾隆五十四年立荆江大堤汛守之法，防汛之制因因相成。咸丰兵燹其制废弛，卡房遗址蔓草荒烟不可复识。李瀚章仿照河工海塘之例，订立荆江汛期修守及堤防的常规管理体系。《章程》大略曰弁兵分段巡防，以专责成。曰将荆州驻军，改名荆州堤防营，归总督统辖。曰夏秋二汛兵民协防制，于每年四月初一日至八月底为二汛设防期，必须驻工巡防。曰春冬二季岁修之外备汛。各段兵丁每名于经管段内挑筑土牛十座，每座约计实土五方，仍于堤外十丈，栽种杨蒲芦荻。一曰营弁应颁钤记。该弁等凡遇修防事务，均须随时文报。曰堤防兵俸饷仍循绿营章程支领报销。[61]
二年（1876），修嘉鱼江堤。湖北嘉鱼县江堤与江夏、咸宁、蒲圻等县公堤相连，编为“四邑上游万民保障”八字号，共长三千二百七十八丈。自道光二十八九两年被水冲溃，拨发帑金修复后，迄今二十余年，全堤仅存遗址。因嘉鱼江堤内无土可取，必须由对岸翻沙取土，于厘金项下如数拨给工费。闰五月，因潜江封堵或拆除泽口拦河坝，南北两岸爆发纷争。汉江南北两岸堰田较之河身形甚低下。故北岸堤决，则南岸得以安然；南岸堤决，则北岸可保无恙。故南岸之居民，因筑堤口而兴大狱者，屡见于案牍。
三年(1877)开浚朱家山河。春夏间，武昌、大冶、黄冈民人樊口筑坝，堵塞河道，并私立埠头抽收船厘。十一月，管带汉阳操防营洋枪队提督宋德鸿等带兵勇炮船，并武昌府知府方大湜会同督县，将樊口私坝全行刨毁。樊口位于湖北武昌、江夏、大冶等县交界处，接壤长江，南通梁子等湖，袤延八百余里。每遇汛涨，江水从口灌入，与梁子等湖汇为汪洋一片。樊口长港，内通诸湖。自港口至黄柏山止，计长数十里。两岸原有老堤，赖以捍卫。后因坍塌，致盛涨时江水倒灌，低处不免被淹。然梁子等湖众流俱汇此港而达于江，如建石闸，虽足以抵御倒灌之江水，而内湖水涨无路可出，泛滥横溢，恐向不被淹之处，亦将被淹，为害更大。况该处水路内通数邑集镇，粮食货物，皆系船运。建筑闸坝，舟楫不通，商旅裹足，尤于民食及厘课有碍。同治初年及十三年间，该地绅民以樊口港内有民屯田地，每遇汛涨，江水从口灌入即被淹没，曾于港口建筑坝闸，因有碍洪水容蓄，今后不准再筑。十二月，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次上奏其事，奏请将前署武昌县事刘笃庆交部严加议处。如所请行。次年八月御史李廷箫奏，湖北樊口堤闸关系农田民命，李瀚章委员勘报不实。十月彭玉麟奏称：樊口乃鱼米之乡，耕田者恐江水内灌禾稼被淹而筑坝；捕鱼者惟恐江水不内灌，而罟网失利。利本相反，势不并存。加以一筑闸坝，则商贩货物有盘坝起旱之费，此亦稍有不便之处。然以人数计之，则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鱼者不过十之二三。以国课计之，收田课则利倍千百，收渔税不过千百之什一。至于商贩之盘坝，更属害之至轻者。因建言樊口江水入湖之处，必应筑堤建闸。[62] 光绪时樊口是否建闸，各持一端截然对立，其时堤务陡生轩然大波者皆由此而起。
五年(1879)三月初一日，樊口建石闸终获准行，并定《樊口建闸章程》共八款 [63] 樊口建闸虽已准行，石闸终清之世未得开工。
六年(1880)六月，通政司参议胡家玉奏鄱阳湖水利疏，建言疏浚鄱阳湖诸河，以排内涝。李文敏奉旨酌度情形。寻复奏江西河道淤浅，由来已久。体察情形，力难疏浚。[64] 是年，汉江上游山水盛发，商州民间田庐，强半冲没。州城南滨丹河，遇盛涨，则附郭田亩，尽被淹没，城中亦成泽国。
七年(1881)八月二十一日，准湖广总督李瀚章奏，颁湖北潜江县境内汉江大泽口永禁筑坝令。告示泐石河干。将因拦河筑坝以致下游各垸被冲之沔阳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王子芳即行革职。
八年(1882)四月，荆州、汉阳两府官决监利县柴林河子贝渊堤，以图疏放北岸积水，补种夏粮。汉江尾闾潜江以下原来多支河道分流，自北而南经潜江、沔阳、监利，下入江北诸湖。是以道光、光绪间各行洪水道逐渐淤废，沔阳以下旧河故道汇集江汉间渍水，自监利东入洪湖。子贝渊堤在河之南岸，光绪二年溃口后修筑。因柴林河道淤塞行水不畅，北岸常遭渍淹，欲图挖口，南岸不允，因而迭次争斗。六月十七日，上谕著湖广总督涂宗瀛确切查明子贝渊堤决堤情形，及修复该处河道等。[65] 七月，湖广总督涂宗瀛勘查复子贝渊挖口情形，建言疏河建闸。次年四月贝渊闸并疏浚水道告竣。[66]
九年(1883)九月三十日，署湖广总督卞宝第等奏：安陆府知府李庆霖、知县沈星标玩忽堤工，请交部议处。县丞张福筈督工草率，拟定斩监候。均下部议。获准。[67] 先是，湖广总督卞宝第奏：本年伏汛江河汛涨，风浪冲击堤岸，情形岌岌可危。经该府率属虔祷，得以化险为平，实深寅感，请颁匾额等语。十二月，上谕著南书房翰林恭书匾额各一方，交卞宝第祗领，悬挂湖北荆州江神庙暨沮漳二神祠，以答神庥。
十年(1884)朱家山排洪渠上游石工段告竣。朱家山排洪渠中段有二十余丈一段，须在岩石上开挖，方能引洪水直泄而下。故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各朝开朱家山者，因凿石工艰而辍。光绪九年正月，两江总督左宗棠派淮军各营善于攻石之勇士，先从石工入手。以棉花火药爆破，凿开管通山，并于下游新开一河，自马家桥至浦江康山圩达于江。朱家山乃得全工告竣。
是以道光以来汉江下游两岸堤防屡屡溃口，筑堤防洪与开支河排水，在北岸虽指为消水捷径，而南岸始终畏害梗阻。十二年(1886年)四月，湖广总督裕禄上疏：请开疏冯姓等河以资宣泄。称“冯姓河沔阳境内子贝渊下二十里，南行二十里，由陆庙垱入洪湖。如加疏浚可汇集北岸渍潦入湖，使洪湖上下二百余里，众流总汇之水，可以分道达江。则湖水尾闾，亦可宣畅。北岸既水有所归，洪湖亦利害相准”。[68]
十四年(1888)九月，裕禄等查勘汉江吴家改口情形。吴家改口位于潜江汉江南岸，下分东西两荆河分泄汉江洪水。咸同年间因汉江水势南趋，决成大口，因地属吴姓，吴家改口之得名。自吴家改口堤决后，汉江大溜内灌。而原通之大泽口、中府河等亦因而阻塞。东荆河遂改道，而下游之新滩口亦日就淤湮，尾闾不能畅达，漫溢于潜监沔阳之腹地诸境。堵筑吴家改口之议，乃自此兴矣。裕禄奏称：治水之法当顺其自然之势而利导之，南岸堵口之议不可行，自当仍以疏通腹内河道，宣畅尾闾为要义。现相度地势，逐段审察。如由吴口起，至杨林关一百余里，本系东荆旧河，两岸皆有汛堤，应培堤疏淤，使河槽束水顺下。由杨林关溃口至王家口七十余里，近复渐淤成田，其已成河形之处，应通其阻塞，增其堤防。由王家口至吴家剅一百余里，水流不定，泓路未深，夏涨冬涸，应设法开挖成河，引水下达。自吴家剅以下，即深广成河之处。两岸居民应将新滩沌口两江口附近河道淤浅之处，大加挑浚，口门开挖深道。其沌口新滩之间，若量加疏通，增出一口，畅其尾闾，以泄积涝。此外如西荆河之田关，东荆下游之中府河，皆为向日消水要道。一切支河汊港，有应疏浚之处，均经疏浚深通。民间所筑土坝，有应平毁者，即令平毁。如此则脉络通，尾闾畅，停滞即可日消。现仍当严饬该地方各员，随时查该严禁。如有借端敛费，拢害乡民者，即行查拿按例究办，以安乡愚，而杜扰害。
十六年(1890)五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至荆州，查勘荆州万城大堤，荆江南岸石首藕池口、调弦口等处荆江南入洞庭新水道。并赴钟祥潜江等县，覆验襄堤各工。是年轮应总督前往督防，惟省城事务重要，应随时督同司道筹办，未能在荆久驻。所有夏秋二汛督防事宜，照案委员代防，以专责成。夏秋二汛总督驻荆州督防荆江防汛之制形同虚设，委荆州府代为督防成为惯例。是年，襄阳、樊城等商用电报开通，汛期消息传递较前灵通得力。
十八年(1892) 四月，同仁堤修复工程工竣。同仁堤关系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利害，系湖北黄梅县与江西德化县、安徽宿松县滨江连界共管。堤成，分堤段编列为“康、乐、和、亲、安、平”六字号，责令黄梅、德化、宿松三县业民，按亩分摊承担各段岁修。厥后遂为三省公堤，遇有改建大工，例由三省匀筹借拨经费。此次同仁堤大修急工，与寻常岁修培补不同，江西、安徽两省俱系官款，湖北省于鄂省赈捐项下动支。
十一月，安徽省城安庆开河筑堤工程完竣。工程于光绪十六年九月开工。自漳霞港开浚起至江口止，共长七百十八丈有奇。挑宽六十丈至二三十丈，挑深四五尺至二三尺不等，与江水枯落之时，测底配平。河口上下一带，各筑高厚长堤，近江顶溜之处，加筑石堤，密钉排桩，以御风潮。
康熙以降，荆州郝穴堤迭次加固，居民沿堤筑楼遂堤街一体。同光间因江溜北趋，堤脚渐次淘刷，堤上吊楼悬空，十九年(1893)，荆州府知府舒惠加修郝穴堤工。此次堤工加固，将有碍修工之吊楼，一律拆退。其建筑之法，先用三合土坚筑根基。再用毛碎石砌脚，外护碎石坦坡，上砌石岸两层，每层高五尺零。石缝灌足灰浆，用三合土层累夯筑坚固，逐层收分，陂陀斜下。上铺宽厚青板石，用石灰抿缝，以免渗漏。共计高二丈四尺，长一百余丈。光绪十八年冬月兴工，三月完工。[69]
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谭继洵、湖南巡抚吴大澄等奏勘查荆江藕池口一带南入洞庭水道，称藕池口等处及湖堤溃决后，汛期分江水入湖大势已成，实有碍难堵筑情形。自咸丰二年藕池溃口以来，四十余年南北相安无事。若一旦堵塞，荆州百姓必群起相争。藕池既溃，江水独流灌入，沙淤壅遏，现龙阳、华容、安乡三县境内新长南洲，广袤几二百里。南洲以外，尚有私垸多处，侵占湖面。现在洞庭西湖已涸其半，东湖亦渐淤垫。水无所容，横溢四出。张之洞建言凡三：曰毁私垸以广水路。其滨湖淤洲及私垸有碍水道者，酌量开挖刨毁。曰疏北港以畅湖南诸水入湖出江门户；三加固常德城堤。常德府城临水一面，因城为堤。惟笔架城一段最当冲要，应先行加固。藕池口等处筑堤一事遂罢。
是年，北洋大臣李鸿章，购唐山厂上等塞门德土三百余吨运赴常德，为修城之用。其城外石堤，并以此土代灰，重加培修。
二十一年(1895)，于汉江夏口县设报水钟。报水钟设南岸武圣庙城楼上。
二十八年(1902)四月湖北省城沿江堤岸修复工程完竣，共修复南北两岸堤防九十余里，并南北两岸择地建闸数座，因时启闭，蓄泄有资。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间开工，历时三年。
三十年(1904)张之洞建夏口后湖官堤，名张公堤。后时加培修，堤高准火车路。沿江东面约三十余里即路为堤。
三十三年(1907) 十月，以南通江岸日塌日削，倘不速治，州城不保。通州知州关炯议于芦姚等港筑锐形尖堤六十座，以杀湍流。次年(1908年)通州士绅张謇斥私资三千余银元，延黄浦江浚浦局荷兰工程师奈格等，察勘江堤。奈格称筑堤为治本上策，筑楗为治标下策，以备采择。通人集议决采下策，筹办不果。
宣统元年(1909)，岑春萱奏请定购德国挖泥机器船疏浚及船路浅阻各处。获准。[70] 是年，修江都县佛感洲四圩坍岸，佛感洲南对金山，南岸新沙涨，自鲇鱼套至北固山江潮大溜，不归中泓而趋北岸。自瓜口滨江坍卸，外洲地坍没，此为最甚。自西北三圩起，至东南顺和圩止，筑新堤一道计长六百三十四丈。拨发藩库银两并募集公款兴筑，至二年七月告竣。其他各洲圩工，率皆就地筹款，民捐民办。
二年(1910)五月湖北汉江迭涨，潜江、监利、沔阳河堤溃口，淹没州河两岸排湖一带及四十余垸。次年，总办堤工候补道袁励桢摘去顶带，地方官等分别革职追赔。[71]
三年（1911）五六月，湖南、安徽大水。湖南常德府府城西溃堤，洪水建瓴而下，以致东西北三面城墙均有坍塌。附郭之武陵、龙阳、沅江境各垸未溃者不及十垸。岳州府南州厅及华容、巴陵二县各垸亦相续漫淹。以上各灾区，最低处水深丈余，较高处水深亦六七尺不等。当仓卒水至之时，居民或缘登屋顶，或升附树巅，田野呼号，惨难尽述。六月，安徽无为州五里碑江堤溃决，波至邻县，受害不可胜言。无为州知州陈兆兰、州同崔庆元均革职留任，仍责令赶赴决口主持堵塞修复之工。七月初，江苏飓风暴雨，加以江潮顶托，江宁省城各街道，平地亦水深数尺，水势之大为近年所未有。[72]
[①] 《禹贡》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第22页。 岷山导江所在的地域范围参见“考异一”。
[②] 岷江流域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江防洪的历史始于距今约4000年前的蜀国，参见“考异二”。
[③] 对长江两岸通江口门的泛称，一说九穴之外别有十三口，一说有九穴四口，合为十三口。九穴十三口之名更各说不一。穴口大致有：采穴（松滋县长江南岸，清代已堙，仍有地名）、虎渡口（江陵县长江南岸，清仍通流）、獐卜穴（江陵北岸，清淤塞，仍有地名）、郝穴（江陵北岸，早已淤塞，明清时其上筑堤，万城堤险工之一）、拖茅口（江陵北岸，早已淤塞，明清时其上筑堤，万城堤险工之一）、杨林穴（石首县南岸，清仍通流）、宋穴（石首县南岸），油河口（一名黄金口，在公安支河东岸，光绪时逐渐淤塞）、杨林穴（石首县南岸，清仍通流）、宋穴（石首县南岸，清代已经淤塞）、调弦穴（石首县南岸，清代仍通江）、小岳穴（石首北岸，清代汛期尚通流）、柳子口（石首北岸，清代汛期时通汉江）、赤剥口（监利北岸，清代已堙，仍有地名），庞公渡口（监利北岸，明清其上筑堤，万城堤险工之一）等，《荆州万城堤志》卷二，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2002年，第77-78页。
[④] 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古代堤防考，《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6-315页。
[⑤] （清）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卷三，第87页。万城堤，又名“荆江大堤”。在荆州府城西六十里，界江陵、当阳间，时长六里。乾隆五十三年大修长江北岸大堤后，自堆金台至拖茅埠二百二十里江堤统称万城堤。
[⑥] （清）马逢皋，重修沙洋堤碑，（康熙）《安陆府志·艺文》卷三十一，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出版社等，1990年，第497-500页。
[⑦] （清）胡在恪，江陵堤防议，《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本，1992年，卷一百一十七，第6页。
[⑧] 崩岸或称江坍，是长江中下游普遍发生的地质现象。河流因地形或人类活动，河道发生冲刷、淤积、坐弯、分汊等，主流溜势因此改变，主溜趋于江岸，淘刷岸滩，引起河岸坍塌，或堤防发生挫裂溃决。
[⑨] 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七辑，（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66年，第601-606页。
[⑩]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凡《清实录》及《宣统政纪》皆采用此版本，不另注），第801页。
[11]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89页。
[12]同①
[13]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一，第690页。
[14] （清）张汉，请疏同江汉水利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七，第5页；《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八，第944-946页。
[15]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一，第691页。
[16]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第678页。
[17] （清）彭树葵，查禁私垸滩地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七，第7-8页。
[1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一十五，第980-981页。
[19] 《清高宗实录》卷八百六十一，第547-549页。
[20] 南河成案续编，《续行水金鉴·江水》卷一百五十四，第3624-3625页，国学基本丛书本。
[21] 湖北巡抚姜晟七月十一日奏折，故宫档案原折照片，编号563-9至563-14，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藏（下不另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零九，第632-633页；第648-649页。
[22]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零八，第624-625页，第627-628页。
[23] （清）阿桂，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奏折，故宫档案原折照片，编号563-20至563-24。
[24] （清）阿桂，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奏折，故宫原折档案照片，编号566-1至566-12。
[25] 荆州府江堤旧案，《续行水金鉴·江水》卷一百五十四，第3624-3625页。
[26]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一，第696页。
[27] （清）汪志伊，湖北水利篇，《荆州万城堤志·艺文》，卷九，第273页。
[28]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一，第696-697页。
[29] 《清宣宗实录》卷六十，第1046页。
[30] （清）贺熙龄，请查濒湖私垸永禁私筑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台湾）中央研究院：汉藉电子文献，卷一百一十七，第1页。
[31] 《清宣实录》卷八十三，第343-344页。
[32] 道光八年（1828）三月初四又颁禁筑围垸谕令：“除现在勘明免毁、禁修各私垸外，不准再有增添。每届年终，出具并无私增印结通报。倘有蒙混情弊，即著严参惩办”，引自《清宣实录》卷一百三十四，第41-42页。
[33] 襄堤成案，《再续行水金鉴》长江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77页。
[34] 《清宣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第1120页。
[35] 《清宣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第105-106页。
[36] （清）魏源，湖北堤防议，《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第392页-393页。
[37] 《清宣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第1021页；第1034-1035页。
[38] （清）倪文蔚，《荆州万城堤志·官守》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39] 《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二，第307页。
[40] 《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二，第315页。
[41] 《荆楚修疏指要·水道参考》卷首，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219页。
[42] 《清宣宗实录》卷二百九十，第486-487页。
[43] （清）林则徐，筹办襄河堤工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十七，第42-43页。
[44] （清）周天爵，查勘江汉情形酌拟办法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十七，第36-41页。
[45] 《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二十八，第675页。
[46] 《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五，第755页。
[47] （清）裕泰，堵筑李家埠溃口疏，《荆州万城堤志》卷末，第332-333页。
[48] （清）王柏心，浚虎渡口导江流入洞庭议，导江续议（上、下），《荆州万城堤志》卷九，第258-267页。
[49] 《再续行水金鉴》长江八，第317-325页。
[50] （清）赵仁基，江水十二篇，《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十三，第16-25页。
[51] （清）马征麟，长江图说，《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一十三，第9-15页。
[52] 《荆州万城堤志·岁修》卷四，第125-126页。
[53] 《荆州万城堤志·私堤》卷八，第230页。
[54] 《荆州万城堤志·私堤》卷八，第231-232页。
[55] 《荆州万城堤志·私堤》卷八，第238-239页。
[56] 《再续行水金鉴》长江十一，第408页。
[57] 《清穆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七，第971-972页。
[58] 《襄堤成案》，《再续行水金鉴》长江十二，第448-449页。
[59] 《荆州万城堤志·私堤》卷八，第240-241页。
[60] 《荆州万城堤志·私堤》卷八，第241页。
[61] 《荆州万城堤志》卷七，第204-207页。
[62] 《再续行水金鉴》长江十四，第501-503页。
[63] 《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二十九，第676-677页。
[64] 《清德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四，第P676-677页。
[65] 《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第88-89页。
[66] 《荆州万城堤续志·疏筑备考》卷末，第482-483页。
[67] 《清德宗实录》卷一百，第384-385页。
[68] （清）舒惠，《荆州万城堤续志·疏筑备考》卷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6-488页。
[69] （清）舒惠，加修郝穴新砌土石禀，《荆州万城堤续志》卷四，第430页。
[70] 《宣统政纪》 卷二十三，第419-420页。
[71] 《宣统政纪》卷五十五，第989-990页。
[72] 《宣统政纪》卷五十五，第987-9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