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典志编纂细则》（试行稿）强调编纂长编的重要性，并举出当年清国史馆编纂《清史稿》之规定：“先将每门谕旨全数录出，如长编之式，然后就其中参稽同异，提要钩玄。”

梁启超也曾举出美国彭加罗夫在修加利福尼亚州志时，用种种方法蒐集有关史料，“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可见古今中外治“严格之史学”，长编是通行的办法。

一、关于《清史·水利志》长编做法的讨论

《水利志》贯彻有关规定，并根据自身特点，于2005年初编写了八条具体办法，在课题组内试行，谨录如下，就教于诸位学者。

资料长编是清史的基础，做好长编就有了多一半的把握。各位均已着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由于水利志中各部分基础资料分布有所不同，长编做法也未尽一致，请各位将自己设计的方案提出，集思广益。

现将编制“灵渠长编”的过程和体会写在下面，供讨论。

1、有关资料很多，只能按国史要求选择重要史实，并按分配之正文字数初步确定长编份量。资料长编字数可按正文字数五倍预估。

2、水利志是事业史，不是政治史、社会史；是事业发展史，不是工程技术史。因此，对重点文献的选择和倚重程度，彼此会有所不同。

3、水利志长编应着重反映规划思想、工程规模、实施情况、实际效益、技术成就和管理制度等，也要兼及社会影响和自然变迁。

4、如有已初步整编的系统资料并具有一定权威性，可以由此入手，遴选其中的重要内容，依照预计字数，先搭起一个架子，再补充以其它档案资料和专著，进一步扩展资料的涵盖面。同时将所选录的资料与原始档案核对，再进一步充实，并注明出处。对大家共同使用的大型文献，拟统一安排整编，以节省精力。

5、如无已系统整编的资料集可资借鉴，则需从原始文献中辑出，如灌溉排水、城市水利等部分应从省志入手，再行扩展与充实。

6、消化入选资料，编写长编。长编写法，可按个人对资料的理解行文，也可主要使用原始文献。

7、按年排序之外，也可按事件的核心内容加小标题。

8、长编所选录之资料，如采用院藏以外的典籍，尤其是稀见者，务必复印或摘抄于16开稿纸上，以便校核。

例如，编写“灵渠”长编时，首先依据唐兆民《灵渠文献粹编》一书编出一个框架来。然后再行扩展和补充：

① 对所选《粹编》中的方志资料，一一核对原书。

② 由《清实录》中检出乾隆十一年灵渠损毁原因及整修过程；乾隆三十六年广西巡抚陈辉祖所记整修经过及内容。

③ 由《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中检出雍正八年金鉷整修竣工疏。

④ 由《清经世文编》中检出耿鳞奇《陡河海阳堤记》，及高辑《粤西三江源流考》。

⑤ 由《清会典事例》中补充了许多管理办法。

⑥ 由我室所藏之“清代水利档案”中检出杨应琚乾隆十九年绘《广西桂林府南北陡河图》及说明。

最后完成了15000字的灵渠资料长编，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2500字的灵渠条的送审稿。

已完成的《长江防洪》条送审稿，其长编编制的基本路数也大致如此，即首先依据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系统防洪资料集《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经过初步节选编制出45万字的长编框架，删去相对次要的部分，再充实以《实录》、《会典》、《奏摺》以及多部清代治江专著中的相关资料，并对史料岐异处作考异，共得约21万字的《清代长江防洪长编》，并据以纂成5.5万字的《长江防洪》条初稿，最终删削为3万字的《长江防洪》送审稿。

二、对《长编》基本要求的认识

我们曾编辑出版了《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以方便水利史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对正史水利志编纂的一些感性认识，并对前史《河渠志》之优点与不足有所了解。觉得采用权威史料，全面和客观地反映有清一代水利史实是编制长编和撰写正文的基本要求。兹举出几个例子，用以说明我们是怎样把握这一基本要求的。

作为史书中的水利志，《史记·河渠书》是首创。司马迁在其中记述的是自大禹治水直到汉武帝时代近两千年来的水利成就，实在是太概括了。不过全篇又是有重点的，重点在于秦汉时期，其中详细记述了著名的郑国渠兴修的经过，它的效益，及其在秦国统一六国战争中的作用。在治理黄河的斗争中，详细地记述了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瓠子堵口的经过，所采用的技术措施，当时“令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的宏伟场面，以及汉武帝为这次堵口战役即兴所赋的瓠子之歌等等。最后，司马迁还谈到自己游历了各地名川大河的激情和亲自参加瓠子堵口的感受，从而不无感慨地说：“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在这篇水利志中，既有事件的记载，又有生动的文学描述；既有经验的归纳，又有个人感受，是一篇难得的水利史志的代表作。

清代的水利事业是古代水利的总结与普及，人口和经济增长，环境趋于恶化的背景下，水利矛盾更加突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以晚清为例，这一时期发生了黄河和淮河改道，京杭运河萎缩等重大河势变迁。长江和黄河都发生了千年一遇大洪水，表明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虽然水利是历朝历代共同关心的问题，但对于人口压力不断提升的清代来说，更加感受到水利的份量。不过在《清史稿·河渠志》中并未能给出一个总体的概念，与前史之《河渠志》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举例而言：

在重大水事活动方面：康熙帝曾将河工、漕运和平藩作为朝廷三件大事，书而悬置宫中柱上。这是康熙年间水利发展的主导思想，竟不见于《清史稿》。又如，黄河压迫淮河，导致里下河区灾害频仍。治淮成为重大问题，但《清史稿·河渠志》于此鲜有涉及。又例如，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流是黄河和治黄史上的重大事件，改道早有前兆，康熙、乾隆间不只一人提及改道建议。乾隆初年陈法于此有详尽分析，指出人工改河所费有限，而由于黄河改道而淮水畅泄所带来的好处多达22条。道光二十二年魏源著《筹河篇》上、中、下三篇，详细论及人工改道的优点和具体施工规划。但陈法的预见和魏源的规划均不见于《河渠志》。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从明后期开始，由于人口迅速增加，湖广地区垸田开发加速，而长江中游防洪已成为保障“湖广熟、天下足”的命脉。至乾隆以降，荆江防洪问题更较突出，堤防建设进展加快，新的治江认识陆续提出。道光十三年魏源针对荆江水灾增长，提出《湖北堤防议》和《湖广水利论》，论述了人口增长，围湖垦殖，山地开垦导致水土流失，河道湖泊容蓄能力降低是防洪的病根。道光十五年赵仁基著有《论江水十二篇》，对长江防洪形势也有透辟入里的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切中时弊的治江方略，这些真知灼见均不见于《河渠志》。珠江水利，尤其是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基围建设迅速扩展，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建设，也加剧了防洪的压力，对此，《河渠志》中也只有片言只语。

在西北水利方面：新疆水利和林则徐的努力分不开，道光二十四年受布彦泰委托，在南北疆大兴渠堰，发展坎儿井，灌溉面积猛增68万余亩。此事俱载《清史列传》之布彦泰、全庆传，而《河渠志》中竟不见林则徐的名字和成绩。再如清代自道光八年废除禁止汉人进入河套的政策以来，后套水利大兴，其中尤以王同春的成绩最显著，并逐渐形成后套八大渠，有56万余亩的规模，《河渠志》也缺载。

此外，晚清是由封建向近代的转型期，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动。紧迫的民族危机、西方文化的引进与交融，促进人们观念上的变革；在水利方面开始引进西方治水技术；引进了水泥等建筑材料，大型水利工程得以实现；有规模的河工测量、先进施工机械、以及电话电报等通讯工具开始应用，这是新治水阶段的开始，《河渠志》多有忽略。

虽然举例说明《清史稿·河渠志》的不足，可能有些偏颇，但失载这些重大水利史实和治水指导方针，不能不认为是重要缺憾。可见，虽然《清史稿》编纂时曾要求“先将每门谕旨全数录出，如长编式，然后就其中参稽同异，提要钩玄”，但在编修的十四年中，时局动荡，时修时停，组织松懈，纂修者各随已意为之，还是没能达到应有之标准。故赵尔巽坦陈“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进一步说明了编制长编的重要性。

三、需注意避免的几个问题

在《长编》编制过程中，我们对以下诸点在此也一并提出讨论：

1、治专史要有专业的洞察力，但也要注意避免以偏盖全。有人举例说，苹果落地是极普通的事，牛顿善于观察和研究，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水蒸汽冲动壶盖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只有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说明专业洞察力之重要。洞察力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都是专研水利史的。但专家却也难免有局限，特别是在编纂清史时应避免按自己的研究结论裁剪和取舍史实，因为我们所反映的是清代水利状况，是当时人的认识和作法。而如果过于强调编者个人的认识，或将删节失当。对此我们可以举出前史上的一些经验。

西汉末年黄河决溢频繁，曾广泛征集治河方略。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共记载了九个人的治河见解。其中篇幅多达1200字的是贾让治河三策。三策中被后人引用最多的是它开篇的第一句话：“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即人们掠夺存蓄洪水的空间是水灾的重要原因。在此后的二千年间治河专家对此多所批评，清代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更讥讽贾让说：“有言之甚可听，而行之必不能者，贾让之论治河是也”。贾让三策始终居于非主流地位。斗转星移，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工程防洪能力不断提高，灾害却有增无减，这促使我们去重新认识贾让，发现当年无序开发导致水灾增长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在“人定胜天”思潮支配下，矛盾又进一步加剧。由此，我们汲取了贾让思想的精粹，提出了“灾害双重属性”的新概念，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完善治河方针的建议，并被政府所采纳。“这一理念在200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得到了体现”（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文）时移势易，二千年来的非主流，如今又成了主流。试想当年班固如果摈弃这非主流的认识，那将是何等的损失。因此，对重要史实要全面客观反映，即使与我们的研究结论相悖或偏离，凡在当时是重大事件，均应取“立此存照”的态度。

我们一般都熟悉论文的写法。论文、著作主要是阐发对历史事件的个人见解。蒐集史料、确定主题，编制大纲，分析推演等都围绕这一主要目标。而《水利志》则着重以资料为主体反映客观史实，写法上就会有所不同，兼收并蓄是有益的。其实早在二百多年前戴震就曾提醒注意避免两种倾向说：“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

2、修志应辅以必要的研究，因为如实的记述并不等同于堆砌资料，罗列现象，即使对于编制《长编》，也不会单纯理解为是什么就记什么。因为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是不够的，科学的汇编还要求从总体来把握史料，按规律对事物进行简明的品评。例如，道光十五年栗毓美为东河总督，防汛缺少厢埽稭料，紧急中抛砖筑坝。《河渠志》详细记载了事件始末，并记作：“风雨大至，支河首尾决，而坝如故，屡试皆效”。但水利实践证明：散砖个体重量轻、不足以抵挡洪水；黄河河床又是泥沙软基，散砖或能救急于一时，完全不能代替体积巨大的厢埽，故此后河工并不再用，《河渠志》评价失当。我们今天修《清史》，应剔除其失当的评价，但要保留其史实。

对于影响全局而又尚无公认结论者，需辅以必要的专题研究。例如靳辅奉行“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方针最为有力，也曾取得成效，后此治黄均奉为圭皋。但此后不足二百年，黄河改道；淮河由独立入海蜕变为长江的支流；京杭运河也被拦腰截断，成为地区性运河。黄河南流对淮河的影响至今仍难以消除，使治淮头痛不已，颇费斟酌。那么，对靳辅治河怎样客观反映和评价，就需要专门的研究，方能放心地选材和落笔，这是难以回避的，只是注意“不以己自蔽”可也。

3、史料分散在各处，非下功夫去蒐集则难以做到重要史实不遗漏。同时资料也会真赝杂出，需加以考证，适当甄别。“此种事业，其艰辛亦与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两种劳作，一曰蒐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虽然，当知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此等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今宜专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畬，以待后人之获。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劳费以为代价，然后他部分人之劳费乃可以永节省。此吾侪今日应有之觉悟也”。这是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说的一段话。当今学术界弥漫着浮燥的风气，梁启超的话可谓切中时弊，我们当用以自勉。话说回来，既然我们参加了编纂国史的任务，就不能不承担起此中的甘苦与寂寞。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的认识还将逐步修正和深化。同时，认识到是一回事，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还要付诸切实的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