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涛

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有着丰富的治理大江大河的实践经验。历史上的治水实践活动，就是一比一的模型实验。其效果如何，利弊多大，无论是成败得失，对后世都有重要的参考启迪作用。特别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治理黄河的实践，更是波澜壮阔，对于研究多泥沙河流的演变规律、治理方略与措施，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教调。认真发掘这一宝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性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姚汉源教授的《黄河水利史研究》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姚汉源先生是中国水利史研究学科的重要奠基人。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又有深厚的历史文献功底，长期从事中国水利史特别是黄河史研究。70年前，还在大学就读期间，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研究黄河水利史的内容。70年来，他执着水利史研究领域，在历史上的治河实践中探索，不仅在茫茫文献中搜寻、发掘，而且不辞劳苦，去古代水利工程遗址跋涉，从未中止间断。著有《中国水利史纲要》、《京杭运河史》等水利史专著和上百篇学术论文。不仅创立了水利史研究学科，还领导创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培养了一批水利史研究新人，指导了中国水利史志的编纂工作。水利史志界受姚先生惠泽者多多。

姚先生是学工程出身，因此，他总是以工程师的眼光去翻阅历史文献资料，总是更多地关注历史上的工程实践活动及其成败得失。姚先生文献功底深厚，因而他研究历史上的治河实践活动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确凿可靠，使其研究结论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基础上。工程教育背景和文献功底的结合使姚先生的水利史研究独具特色和优势。

姚先生研究水利史，很大精力都倾注于黄河的变迁与治理。对于周秦以来黄河河床的演变、迁徙规律，不断探索发掘，用力甚勤。本书收入的《二千七百年来黄河下游真相的概要分析》，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黄河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黄河水少沙多、善淤善徙的特点及历史上人们是如何认识这一规律、利用这一规律的，姚先生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对于历史上多沙河流的治理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充分的研究和总结，获得了重要成果。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60年代初期他发表的4篇《中国古代泥沙利用》的论文中。这些成果，在60年代初期人们总结三门峡工程忽视泥沙问题的教训后，曾引起中央领导和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因为，当人们在视黄河泥沙为洪水猛兽时，姚先生提出变沙害为沙利，并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证明了它的可行性。这些独特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对于治黄实践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行经今天的入海河槽已有近150年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治黄成绩斐然，实现了黄河安澜50多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是50多年或者150年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瞬。黄河下游的悬河形势依然时刻威胁着黄淮海平原的安危。黄河水资源短缺，多次断流的严重影响似乎已让人们忘记了黄河洪水的潜在威胁，忘记了历史上曾经在黄淮海平原上左右奔突泛滥的惨剧。但是，历史却清清楚楚地记载着：150年前，黄河还是从今开封、商丘、徐州、清江一线入海。难道就没有可能哪一天它又从北面回南面奔流？从这个意义上，认真翻一翻姚先生关于黄河变迁史的分析研究，足可以使人们惊醒、振奋，增加对治黄研究的责任感、紧迫感。

历史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已十分发达。学现代科学的人常常对研究历史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翻弄故纸堆。如果说学其他学科的可以不以为然，那么学水利学科、搞规划研究、特别是和黄河打交道，对历史上的治水活动决不可不以为然。因为水利科学是一门经验性很强的科学。一项大的水利工程实践结果，包括对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的诸多影响，往往需要经过一定历史时段才能全面评价其成败得失。治黄实践尤其如此。今天的实践就是明天的历史。如果我们小看历史的经验，无异于后人小看今天的实践。这个道理就是如此简单。实际上，我们对祖先治水经验的研究发掘非常不够。即便已经涉猎过的重大治水实践活动和重要治水思想研究评价，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深化，许多问题也都有待于重新思考，深入研究总结。比如人们熟知的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中提出的“不与水争地”的思想，东汉王景治河的实际措施，宋元时期的黄河分流实践，明清时期的“束水攻沙”理论与实践、“蓄清刷浑”方略、“淤滩固堤”理念与实践等等。而这些内容姚先生的研究著述中已经提供了进一步工作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姚先生这部黄河水利史研究专著是“治黄史的重要基础性研究”。

（本文原载《黄河报》2004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