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蕃

姚老师离开我们几年了，回想几十年来的谆谆教诲,许多事情还似昨天发生的一样。

上中国通史课

第一次见到姚汉源先生，还是我1964年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姚先生任副院长，不教我们的课，只带研究生。1968年我毕业分配到甘肃文县碧口白龙江工地，第二年水电学院也下放到了河北岳城水库。转眼间我在工地待了十年，到1978年从报纸上看到姚先生要招收水利史的研究生，兴奋异常。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屡春风，恢复高校招生，有可能实现大学时的梦想去读研了。那一年我正在密云水库加固工地，每天在工棚里抓紧所有业余时间复习扔下十年的功课，又得到周魁一老师帮助查找书目，我终于在1979年成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姚汉源教授的中国水利史研究生。

开学后才知道，当时每年只招一名学生。上课方式除政治、外语等公共课外，教授水利史专业基础课还有朱更翎、周魁一、郑连第老师，姚老师亲自教中国通史课，都是一对一的教学，每周二至周五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半。由于姚老师当时刚从岳城水库回北京，院里一时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暂时在西郊杏石口村租了几间农民的房子。这样我每周二上课就要坐一小时公交车，八点半前赶到那去上课。

上课时姚老师和我坐在土炕上的小桌两侧，面对面讲课。每次上课先是让我提出前次布置的自习内容中问题，老师解答，然后让我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当时我的感觉老师讲的历史更象是和声细语讲故事，听一位长者在长谈。这样上课开始还觉得很轻松，实际更要有充足准备。每次课前作业和阅读必须十分认真，因为老师总要我讲问题和看法，没有很好准备根本说不清楚。对于学习历史，姚老师特别强调要全面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特点，想真正认清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先要把握住当时的社会背景特点，切不可以事先设定一种想法再去求证。水利事件自古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要准确把握历史上水利工程原委，也必须密切关注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这门课的结业考试时我想一定是历代科技内容，结果考试题目是总结历代农民起义的特点，目的要我们全面学习把握历史事件。对于每次上课的安排老师都十分认真细致。如有变化都及时写信通知我（见图一），因为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话。

每次上完课已经中午十一点半了，再赶回学校食堂就没有饭了，当时即没有钱也没有那么多饭馆可以去，姚老师就一定留我吃了饭再走。结果一年下来，在老师家吃了几十顿饭，我又没法给老师钱，很过意不去。后来在假期我回到山西沁水县的单位，当时供应的口粮一半是小米，每斤九分五厘钱。我想起姚老师家每天晚饭都要熬粥，回北京时就背几十斤小米（现在叫沁州黄），老师十分喜欢。

图一  姚老师和周老师的信

撰写毕业论文

研究生第二年专业实习，由郑连第老师带我去考察浙江古代水利。前后一共四十多天，对肖绍平原、浙东运河、海塘、东钱湖、它山堰等众多古代工程，进行比较认真的实地查勘，自己觉得收获颇丰。到三年级开始考虑毕业论文时，我想一定是有关东南的题目，因为有了一些基础。姚老师找我谈想法，说你出生在北京，就搞京杭运河的“京”字吧。关于北京历史上的河湖有专家研究过，但是对于历史上北京漕运与城市供水排水工程还有许多空缺，因为资料比较分散，要多下点功夫才成。开始我全然没有想到，还是愉快接受这个题目。

 在着手准备前，姚老师说你先不要看别人写的文章，要认真收集、阅读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去认真看原文，摘录资料，然后再考虑提纲，写论文，并给我说了一些参考书目。关于检索古代文献，在上古代文献课时朱更翎老师曾经反复强调要想了解事情的原貌，只有自己细致到文献中去查找,逐字逐句推敲。在文献课结业考试时让我和师兄郭涛一起详细注释了《史记·河渠书》，初步理解和掌握基本方法。

在查阅一定资料后,白天到现场考察，晚上回来再核对文献，从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等角度分析一下，写一些心得。骑自行车北至昌平白浮泉，西至石景山，穿过北京城,东南到通州里二泗入北运河口。每天背着水壶和地图，查看了每一处古迹和遗存，一共拍摄了五百余张照片，逐渐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在此期间，每发现问题和新资料，赶紧问姚老师，都能得到及时解答。

老师一向治学严谨，对没有足够把握的文献从不轻易下结论。记得一次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近二千字关于金口新河的文献，我抄录后请老师帮助标点。因为是元代白话文，有许多元人的口语，老师标点后说，你还再找研究元史的专家看看。当时找到刚从内蒙古大学回到社科院历史所的一名教授，他说这段文献是典型蒙古白话文，确实不容易标点。他重新标点后很客气的问我，这段讲的内容是什么？实际这段文献说明《元史·河渠志》记载中一个重要错误，元末因修金口新河失败而被殊杀的都水监付左，实际是丞相脱脱急于事功的“替罪羊”，应该是个历史冤案。

姚老师在北京古代水利方面有深厚独到的研究，并且撰写了多篇论文。如对古代高梁河、金水河、太液池等研究都很深入。虽然已经发表了几篇，但是老师说过准备撰写的系列文章最终没有完成，应该说是个遗憾。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论文几经修改终于完成了。在组建答辩委员会上，姚老师坚持请了交通部航海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水利局总工程师、水利部农水司专家严格把关。答辩会上专家提出一些比较尖锐问题，老师不动声色，好在我都一一回答出来，最后得到评委一致通过，我想主要是老师严格把关，心中有数。

后来征得姚老师意见，将其中考证坝河的一小节刊登在水科院学报上。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看到论文后，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冰释了几十年的疑云”。坝河是比通惠河（京杭运河）早十几年沟通大都城至通州的北线运河，元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自明代起就完全荒废，七座坝也全无踪迹，明代起文献几乎完全没有记载，人们完全忽略了这条运河。论文利用古代文献考证与水利工程技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复原出当年这条运河的路线及七坝位置、形制、运行管理模式。并指出，正是由于这条运河的存在将大都城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并造成北部城区因交通不便而发展滞后，而这也是明初放弃坝河（今北护城河）以北的重要原因。侯先生后来修改了多年前出版的元大都复原图，添加了这条从积水潭北面出口的河道。侯先生还直接向北京出版社推荐出版毕业论文。

1987年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姚老师亲自写了序，给予鼓励。序的第一句就写到：“谈论水利而上溯千百年前的成就，看来似乎很迂远，可是借古鉴古今，所得不只一二，又会很切近。这是因为不知道历史演变过程，就无从知晓现实形成的原因，更难以判断将来发展的趋势；不探索历史，就很难发现水利发展规律；不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就很难避免重蹈覆辙。” 清晰说明研究水利史的现实意义。

这本小册子出版字数达17万之多，其中自己绘制图表90幅，现场拍摄照片26张。现在回想，这篇硕士论文的竟达如此篇幅，完全是姚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和几位指导老师帮助的结果。

1982年与姚老师在青城山合影

协助老师完成京杭运河史书稿

1994年初水电出版社王勤编辑告诉我姚老师撰写的《京杭运河史》一书，已经获得水利部科技专著出版基金，并让我帮助校核书稿。对于京杭运河老师已经有了多年系统深入研究，多年前已经有大部分书稿。当时老师已经82岁高龄，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只是体力上不如以前。由于老师的原稿字体独特，不易辨认，且书稿总字数达100余万，决定采用由姚树堂录入一部分，就交给我开始校核，然后由老师定稿。

书稿对中国运河的发展与京杭运河的形成追根溯源，引用大量详尽确凿的文献，按历史年代发展进行论证，条理明晰，结论准确。中国运河史归纳说就是京杭运河史，这里“京”字可以理解为“首都”。历史上所有运河兴修的需求都源于向该国都的运输，也就是说运河的目的地与首都密切相连。另外一个必备条件就是要全国统一，才会有跨地区连通中国的大运河。秦统一全国修建了沟通中原与岭南的运河——灵渠；隋则开凿连通首都洛阳的南北大运河；唐首都在长安则将运河向西延伸，形成“东西大运河”；宋代运河先是围绕首都开封，然后重视通往杭州的江南运河；直到元再次统一全国，将原有的大运河改造，实现杭州直达北京的运河——京杭运河。但是真正发挥作用还是明清两朝，中国的大运河是一脉相传的。

老师关于京杭运河平日经常说起。比如说到"京"字,特别强调运河的北端是进入京城的,元代是积水潭,明代移到东便门大通桥,清延伸到东直门附近入城。一些人故意忽略了通惠河的作用，是不对的。再有为什么称“京杭运河”而不称“京杭大运河”？因为这个“大”字不准确。京杭运河全长1800公里左右，分为七段，除北运河、南运河是利用天然河道比较宽大，其他各段都是人工开凿，一般只有30米左右，看上去根本不宽大。要说因为长度而称“大”，那万里长城也没有用“大”字。没有“大”字，京杭运河依然非常伟大。

当时我的工作要经常出差，而书稿工作量大、时间紧，于是在出差时还要带上书稿，在机场、宾馆抽空阅读。先把觉得需要核对原书的地方记下来，回京再重点看书，这样能够加快一些进度。每次询问老师的文献，都无一例外的清楚说明所引文献原文及其事实，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前后差不多经过一年左右时间，才把稿交到出版社，出版后该书获得一致的好评。

今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先生的治学精神永存。

                                    学生    蔡 蕃

                                   2013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