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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水利史所河西走廊考察日志之七
发布时间: 2011-03-02

青土湖考察记

——兼论石羊河水系的变迁

王英华

    10月25日,我们来到向往已久的石羊河尾闾湖——青土湖。

    石羊河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水系之一,发源于祁连山,它的下游末端进入民勤盆地,至青土湖潜没于沙漠中,全长300多km,水资源总量为17.24亿m3,约占河西走廊水资源总量的22.5%。石羊河的汤汤流水孕育了中游武威、永昌绿洲和下游民勤绿洲,创造了汉唐以来数代的辉煌。然而,历史时期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的扰动,使得石羊河水系不断萎缩,并由此带来严峻的生态问题。为此,温家宝总理曾连续十余次做出重要批示,明确提出“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民勤成为一个牵动国人心的地区,也是我们本次考察的重要一站。

图1 “绝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纪念碑(2010年)

1.  辉煌与困境:历史与现实的对比

    乘坐巴士在青土湖中行驶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著名的“决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纪念碑处。站在青土湖湖盆遗迹上,望着辽阔无际的黄沙以及星星点缀于其间的各种植被,回味着青土湖的历史,感触着它今日的痛苦与无奈。此情此景下,历史与现实一下子拉近。

    历史时期,石羊河流域山川险厄,土田沃饶。河流沿岸生长着繁茂的胡杨林,林中密布着灌木、半灌木和草本植被。尾闾湖猪野泽更是浩渺无际,沿岸分布着沙枣、芨芨等植被。造就的绿洲平原土质肥美,地下水位较高,是柽柳、白刺、等植被的钟爱之地,黄羊、鹿、驼、野马、野驴和狼奔跑其中,苍鹭翱翔天空,是一个“水草茂美,宜畜牧”的场所。今日,石羊河流域产流区植被受到严重的破坏,涵养水源的能力显著降低;随着进入中下游地表水的逐年减少,湖泊逐渐萎缩甚至干涸,至1959年完全干涸,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在此连体,沙尘暴危机日渐严重,民勤绿洲面临着严重的因水资源危机而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青土湖实景(2010年)

    历史时期,鉴于石羊河流域良好的自然条件,月支、乌孙和匈奴等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都相中了这块场所,先后游牧于此。战国及秦时,这里是月氏人的居地。汉初,匈奴赶走月支,休屠王成为新主人。古终端湖的另一名称“休屠泽”,就是因匈奴休屠王曾居住于此而得名。汉武帝赶走匈奴后,于元狩二年(前121)置武威郡。后汉因之,属凉州。魏文帝分置凉州,晋因之。其后,前凉、后凉、北凉都曾建都于此。淝水之战时,前秦苻坚曾将凉州豪右七千余户迁至关中。“豪右”如此之多,当时凉州的繁华可以想像。唐代凉州人口达顶峰,繁荣益甚,岑参因有“凉州七城十万家”的赞叹。西夏也曾于此立国。因而,“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今日,石羊河流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移民问题,移民面对故土的眷顾与无奈之情,遗弃家园的破败与没落景象,与历史时期的繁华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史时期一度辉煌的石羊河流域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今日的困境呢?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石羊河水系的变迁历程。

2. 石羊河水系的变迁

    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石羊河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表径流被大量引灌,自然河道多被人工渠道所取代。总体而言,石羊河中上游河道变动不大,河道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下游及其尾闾湖,尤以尾闾湖猪野泽变化较大,也最能反映其变迁历程。

(1)石羊河的尾闾湖——猪野泽

    石羊河的尾闾湖位于今民勤县东北,初称“猪野”。这一名称首见于《尚书·禹贡》,“原隰底绩,至于猪野”。此外又有猪野泽、潴野泽、都野泽、休屠泽等名称,近日则有白亭海、鱼海子等称呼。根据后人对《禹贡》所作的解释,“水所停曰猪”、“水所停止深者曰猪”、“为泽自尔猪”。可知,“猪野泽”一名的来源很简单,指潴水而成的湖沼。

    据研究,西汉以前,注入猪野泽的河流主要有古石羊河和金川河等。时猪野泽分为东、西两部分,但水域连成一体,面积约为540km2。其中,东湖的面积约415 km2,西湖约125 km2

(2)西汉时期:猪野泽分而为二

    西汉时,石羊河水系发生较大的变迁,此前连成一体的猪野泽逐渐萎缩,分化为两个互不相属的湖泊。分化后的猪野泽以来伏山为界,以东称东海,以西称西海。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届此水流两分,一支北流入休屠泽,俗谓之为西海;一支东流一百五十里入猪野,俗称东海,通谓之都野。

    这里东、西海的“海”字含义与“泽”类同,所谓“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北人凡水之积者辄目为海”。西海即明清时代昌宁湖(昌凝湖)的前身,但范围远大于昌宁湖。

    后来由于屯军在石羊河主流上大量筑堤引灌,北支水量锐减,东支(相当于近代的东大河)取而代之成为石羊河的主流,东海的来水量和水面面积随之远远超出西海。据考证,东海在今梭梭门子一带,面积约240km2,较自然水系时代减少了44%。

(3)唐代:猪野泽分为许多小湖

    唐代,石羊河水系再次发生较大的变迁,猪野泽分成许多小湖。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地规模的扩大,灌溉用水增长,加之气候趋向干旱,人为破坏植被等因素,石羊河终端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以东海和西海为中心的两大集水区因来水量减少而逐渐萎缩,分化成若干小湖,尤其是东海。时除了位于姑臧县北的猪野泽外,东海东北部又分化出东西两个湖泊,西面的称白亭海,因“水色洁白”而得名,东面的称达狄回海。石羊河的主流主要流入白亭海。据此可推知,白亭海可能是这一时期石羊河下游最大的湖泊。西海(休屠泽)的状况变化不大。

(4)明清以后:猪野泽面目全非

    明清时期,石羊河水系的变迁较以前都要大,猪野泽面目全非。

    虽然明清时期的降水有所增多,尤其是17~19世纪,但终因人地矛盾紧张、灌溉用水过多,致使石羊河水系进一步恶化。许多支流从长流水变成季节性的间歇河,有些支流则被改造成灌渠,自然特点基本丧失,东西两海继续萎缩成很多小湖。尤其清代,石羊河水系的变化较以往朝代都要大。这一时期,终端湖继续分化为更多的小湖。

    就终端湖而言,乾隆年间,西海改称昌宁湖,“地基阔平”。至道光年间,昌宁湖成为县民处理“开垦移丘”的场所。清末,“湖无来源,已就干涸,居民垦荒于此”。东海在乾隆朝仍称白亭海,俗名鱼海子,面积较汉代减少l00km2,且逐渐分化出许多小湖。其中,东北部的称东海,为诸水所潴;西北的为小海子。在白亭海西南80里处还有青土湖,“涝则水草茂盛,屯户藉以刍牧,间有垦作屯田处”。青土湖以南正对柳林湖中渠,柳林湖在乾隆年间已开始屯垦。此外,周围还分布着鸭儿湖、天池湖等湖泊。

    清末,由于耕地撂荒,风沙壅阻河道,许多湖泊因水源匮乏而消失。位于柳林湖北部的青土湖因是大西河洪水的容纳地,水量大增,竟一度成为石羊河流域较大的湖泊。

    1924年后,青土湖极少接纳石羊河的下泄水量,勉强维持到1959年完全干涸。今天的古终闾湖腹地已为新月形沙丘侵入,昔日“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景象已成追忆。

3. 石羊河水系变迁的自然与人为因素

    石羊河水系的变迁是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相互叠加的结果。

    就自然因素而言,一是自第四纪冰期以来,该区域的气候逐渐趋于暖干;二是石羊河流域处于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的半包围中,生态系统本就比较脆弱。

    石羊河水系人为扰动的因素则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垦和植被的破坏等方面。

(1)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开垦

    由于石羊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各历史时期的开发范围和程度与当时中央集权力量的强弱关系很大。当中央集权力量强大到能够控制石羊河流域时,中原汉人就会大量涌入,农耕就会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引水灌溉规模就会随之扩大,从而对石羊河水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如西汉、唐和明清等;反之,当石羊河流域掌控于少数民族手中时,牧业就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对石羊河水系的影响相对较少。

    西汉以前,石羊河流域是月支、乌孙和匈奴等族的生活场所,石羊河水系基本处于自然平衡状态,水草丰美。

    西汉汉武帝时,先后几次大规模移民河西,还派“塞卒”60万前往屯垦戍边,其中不少分散于石羊河流域。时石羊河所在的武威郡下辖10县,共7.6万余人。这些习惯于农耕生产的汉人将大片天然绿洲垦为农田,并从石羊河中引水灌溉。至西汉末年,石羊河流域的耕地达60多万亩,“河西殷富”名闻天下。然而,石羊河水系却因大量引水灌溉而导致其自然平衡状态被打破,入湖水量急剧减少,古猪野泽的面积日益萎缩。

    东汉以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过多个政权,并不时遭受匈奴、羌族的侵扰。形势错综复杂,农牧业多次更替。至魏晋北朝时,河西农业衰退,绿洲灌溉用水减少,水流又集中输入下游湖区。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有人见姑臧城(今武威)东西门外的流泉在城北会合后,“其大如河”,直奔尾闾湖,沿程毫无“燥地”,泽草茂盛。又有人见古臧城北建有三梁大桥,可见当时水量之丰沛。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唐代于此设河西道,但吐谷浑、吐蕃、回纥、突厥等族仍不时前来骚扰。征讨外族入侵过程中,唐政府开始在此屯田。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执掌政权的几十年中,石羊河流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凉州境内多年丰收,米价低廉,由之前的一斛米值钱数千变为绢一匹可换米数十斛,储存的军粮则可供几十年之用。至天宝年间,凉州辖县增至5个,有12万多人,加上河西节度使统帅的7万多名士卒,人口约20万,新增屯田36万多亩,加上原有田地,使得石羊河流域耕地较西汉时几乎翻番。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中,“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因大规模引水灌溉而导致入湖水量锐减,猪野泽更加萎缩,分成若干小湖。

    唐安史之乱后直至元代,河西地区先后由吐蕃、西凉六谷族、党项、蒙古等族占领,战乱不已,社会动荡,农业重又走向衰退,石羊河水系的情形大为好转。

    明清时期,河西地区再一次掀起大规模开发的高潮,垦田面积较唐代又有增加。清代凉州人口的变化主要源于屯垦实边的需要,而屯田则伴随着清廷对准噶尔部的用兵而兴起。至嘉庆年间,凉州府人口达28万人,耕地增至291.3万亩。光绪末年增至51万人。人口剧增,人地矛盾激化,导致凉州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民勤县为例,明嘉靖年间,民勤县共有3,363人;清乾隆十三年,增至40,955人;道光五年(1825)再增至184,542人,2007年为30.14万人。于是,民勤县的耕地随之翻了两番。明末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对河西屯田规模有这样一个概括:“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甦矣。” 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加,猪野泽逐渐干涸。

(2)祁连山水源涵养区植被的破坏

    祁连山区是石羊河流域乃至河西走廊绿洲的主要水源地,是其生态系统的命脉所系。据调查统计,祁连山区适宜森林生长的面积不少于2000万亩。然而,由于各历史时期对祁连山植被不同程度的破坏,截止1999年,祁连山林地仅718.5万亩,其中林地202.8万亩,疏林地21.8万亩,灌木林地441.8万亩(车克钧)。这导致其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逐渐降低,进入石羊河下游及其尾闾湖的地表水量大为减少。

    西汉宣帝时,大将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今大通河、湟水一带屯田,曾带领士兵进入祁连山,一次性“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皆在水次。”随后,赵充国又上书皇帝建议士兵于战争间隙砍伐木材,修缮邮亭,扩建今兰州市。

    唐代,随着河西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开发规模的扩大,祁连山区植被的砍伐程度加重。城镇的扩建、丝绸之路沿途众多佛教石窟的新开或重修,所用之木甚多,且所选之木多是材质上等者。开元十五年(727),瓜州刺史张守珪率人自祁连山区选取木材,用来修筑灌溉水渠。

    明嘉靖八年(1529),为安置越来越多的人口,朝廷发布上谕,允许当地百姓开垦甘肃南北山区,且不征税。随着山区垦田规模的扩大,至清代乾隆年间,“昔多松”的祁连山东麓“今无,田半”。至嘉庆十年(1805),更是“绝少草木,令人闷绝”。这使得祁连山区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逐渐降低,河流流量缩减,甚至断流。如流经永昌县的水磨川,乾隆时仍“水流迅急”,至光绪三年(1877),“水深才尺许”。

4. 几点认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石羊河水系的变迁及目前的困境,我们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流域开发需充分考虑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必然导致程度不同的生态环境问题。西汉以前,石羊河水系基本处于自然状态。西汉人口增至7.6万,垦田60万亩,石羊河的自然平衡状态被打破。此后,唐代与明清时期,人口和屯垦面积不断增长,引水灌溉量随之增加,导致石羊河尾闾湖逐渐萎缩,至1959年完全干涸。目前,石羊河流域灌溉面积约29万公顷,人口约223万人,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高达150%以上,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40%左右。历史与现实的困境表明,过度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石羊河流域产生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而取得的。要想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2)科学合理地配置流域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匮乏,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一直非常脆弱。同时,流域水资源还处在匮乏与利用效率偏低相结合的尴尬境地。石羊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内陆河流域灌溉农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西汉、唐和明清等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都曾出现过因农业耗用水量过多而导致水系变迁甚至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目前,石羊河流域仍存在灌溉面积过大、种植结构不尽合理等现象,致使农业耗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90%以上,严重挤占生态用水。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实现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3)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构建社会节水体系

    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现象是尾闾湖的萎缩干涸和下游绿洲的退化,根源在于水资源的管理不善,即由于中游大规模引水灌溉,致使流入下游和尾闾湖的水量锐减,因而石羊河流域是历史时期水事纠纷较多的地区之一。目前,仍然如此。因此,应进一步理顺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做到上中下游统筹兼顾,合理配置,以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的综合平衡。同时在全流域增强保水、节水的意识,形成工业、农业和城乡居民生活节水的格局。

(4)着力保护祁连山水源涵养地植被

    滥砍滥伐导致祁连山水源涵养地植被的严重破坏是石羊河流域尾闾湖逐渐萎缩干涸的主要原因之一,且其影响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将难以消除。早在公元9世纪,河西地区的人们已朦胧意识到为开垦农田而大规模砍伐柴草、柽柳等固沙植被是一种短视行为,因而当地流传着一首名叫《太平颂》的歌谣:“大家互相努力,营农休取柴柽。家园仓库盈满,誓愿饭饱无损。” 1942年谢怀琅先生在编纂《民勤县志》时也忧心忡忡地发出预言性警告:“近年以来祁连山之积雪,因无森林之保护逐年减少,而垦荒者日益增多,来源既□细微,又复处处堵塞,故连年荒旱,致一片膏沃之场几成不毛之地,为居民生命之农田,既付诸沧桑,而人民离家谋生之念,于是而萌矣……视此不救,则十数年后全境将为风沙所掩埋,十余万朴实之民众,亦将因此而断绝祖先人之烟祀之虞。”不幸的是,今日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景象与60年前谢老先生的预言恰相吻合。通过实施自然保护区建设,退耕退牧、还林还草和防风治沙等措施,着力保护和建设好祁连山水源涵养林,以增强流域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改善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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